1951年4月23日夜,雨水裹着寒意砸在铁皮电话机上,灯光忽明忽暗,志愿军第60军180师的指挥所里只剩沙哑的步话声。地图上那条被铅笔反复勾勒的楚山—价川公路,正被美第1军装甲部队迅速切断,形势肉眼可见地恶化。
180师成立不到五年,却已走过太原、成都等恶战,师龄虽短,资历并不浅。第五次战役打响前,24旅整编而成的这支部队刚刚补充新人,平均年龄二十三四岁,枪口却早已磨得发亮。开战第一阶段,他们担任预备队,无一枪放空却又无一人懈怠。
4月22日凌晨,我军转入第二阶段反击。彭德怀命60军为中央突破群,180师列第一梯队,任务是夜渡陵子川,切断美韩联军南北交通线。“劲旅的刀口,必须插得够深。”军里老参谋的这句调侃,只有到了枪响时才显出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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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入敌后头两天,战果漂亮:一个美军连被全歼,两辆谢尔曼搁浅变火球。可好景极短,敌机昼夜轰炸,补给线被炸成断点,电台电池也快见底。180师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孤岛,被美军第24师与韩国第1师前后合围。
4月25日傍晚,师长郑其贵统计,全师只剩三十发炮弹,干粮维持三餐不到。“不能全军覆没。”他把目光移向军务科科长张杰,这位1929年参加红军、时年三十八岁的老兵,一直是师里公认的“主意多、脚底下快”的人。
“带机关和伤员突出去。”郑其贵低声吩咐。张杰皱眉:“得给我留个连掩护。”郑其贵摇头:“没有条件,再磨蹭大家都走不掉。你带路,自己想法子。”短短几句对话,在炮火与雨声中激起的不是争执,而是一种默契的沉默。
夜色下,张杰把百余名参谋、报务员、卫生员和轻伤员拉成三列纵队,规定只许用手触前人腰带,绝不能亮出火柴。23时,山谷里淌起雨水,探照灯被雾气折射成团,成了天然的烟幕。有人嘟囔着要等天亮再走,张杰一句“白天走是去给飞机敬礼吗?”把争议压下。
队伍甩开公路,沿着半山腰的羊肠小道摸向北岭。坡陡、石滑,背着报话机的通信兵摔得满身泥,腿肚子打颤。张杰用刺刀削开树枝,自己趟在泥里当“人垫”,让担架上伤员一个个越过去。行至半夜,前卫哨兵忽见前方有微光闪动,回报:“疑似友军反击部队。”
谨慎起见,张杰命人吹了三声林间暗号口哨,对面立刻应以两声。确系己方,是38军某团搜索连。两支队伍合流,不仅获得了急需的粮弹,也暂时有了火力保障。这个巧合帮他们躲开了凌晨的美军机炮拦截,为后续大部队打开一条缝隙。
与此同时,郑其贵带着余部固守南山岭,依托简陋的交通壕与敌对射,掩护大兵团及后送伤员的车队南撤。仅4月26日一天,180师阵地换手四次,平均每一小时就要打一仗。到夜幕降临,阵地上满是弹坑和被烧焦的树桩,仍有约千余名官兵守着最后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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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清晨,郑其贵下达突围命令。团以上干部分散编组,带领余下四千余人突向清川江东岸。爆破筒炸开第一道封锁,步兵小分队紧随而上,拖着门板改装的担架,硬生生在火网中撕开缺口。
这时的张杰已从北线绕回,与师主力前后呼应。整整七十二小时里,他的队伍只啃过半袋炒面,但竟无一人掉队。士兵背着电台满身是泥,仍对他咧嘴:“科长,您这主意,真把命捡回来了。”张杰摆手:“先活下去再夸。”
5月初,180师在价川以北的小山沟集中。原本万余人的骨干师,此刻凑出的不过四千余人,却仍保持建制——参谋处、通信处、后勤处,连一部兵工连都在,连带那部在雨夜里用鞋带捆着的破电台。司令部的第一条电文就只有十二个字:“180师机关突围成功,仍能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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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总结会上,志愿军总部给了180师“虽败犹荣”的评价。张杰因奇袭突防、完好带出师机关,被记特等功,晋升副师参谋长。有人问他当晚是怎么想的,他挠挠后脑勺:“想法也简单,不带着他们走,就都得死;带着走,可能活。”
郑其贵的军旅生涯在1955年划上句号,那一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时年四十一岁;张杰也获中校军衔。1990年春,郑其贵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六岁,追悼会低调举行。送行的老部下们提起那场夜雨,仍心潮难平。
第五次战役的得失已由史书评说,但180师在绝境中的自救,昭示了一个朴素道理:装备与补给可以匮乏,意志和组织却不能崩。雨夜的羊肠小道、半袋炒面、刺刀开路的军务科长,都是这种意志最生动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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