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的180师突围时，多亏出了个优秀的军务科长，冒奇险完成壮举

1951年4月23日夜，雨水裹着寒意砸在铁皮电话机上，灯光忽明忽暗，志愿军第60军180师的指挥所里只剩沙哑的步话声。地图上那条被铅笔反复勾勒的楚山—价川公路，正被美第1军装甲部队迅速切断，形势肉眼可见地恶化。

180师成立不到五年，却已走过太原、成都等恶战，师龄虽短，资历并不浅。第五次战役打响前，24旅整编而成的这支部队刚刚补充新人，平均年龄二十三四岁，枪口却早已磨得发亮。开战第一阶段，他们担任预备队，无一枪放空却又无一人懈怠。

4月22日凌晨，我军转入第二阶段反击。彭德怀命60军为中央突破群，180师列第一梯队，任务是夜渡陵子川，切断美韩联军南北交通线。“劲旅的刀口，必须插得够深。”军里老参谋的这句调侃，只有到了枪响时才显出重量。

突入敌后头两天，战果漂亮：一个美军连被全歼，两辆谢尔曼搁浅变火球。可好景极短，敌机昼夜轰炸，补给线被炸成断点，电台电池也快见底。180师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孤岛，被美军第24师与韩国第1师前后合围。

4月25日傍晚，师长郑其贵统计，全师只剩三十发炮弹，干粮维持三餐不到。“不能全军覆没。”他把目光移向军务科科长张杰，这位1929年参加红军、时年三十八岁的老兵，一直是师里公认的“主意多、脚底下快”的人。

“带机关和伤员突出去。”郑其贵低声吩咐。张杰皱眉：“得给我留个连掩护。”郑其贵摇头：“没有条件，再磨蹭大家都走不掉。你带路，自己想法子。”短短几句对话，在炮火与雨声中激起的不是争执，而是一种默契的沉默。

夜色下，张杰把百余名参谋、报务员、卫生员和轻伤员拉成三列纵队，规定只许用手触前人腰带，绝不能亮出火柴。23时，山谷里淌起雨水，探照灯被雾气折射成团，成了天然的烟幕。有人嘟囔着要等天亮再走，张杰一句“白天走是去给飞机敬礼吗？”把争议压下。

队伍甩开公路，沿着半山腰的羊肠小道摸向北岭。坡陡、石滑，背着报话机的通信兵摔得满身泥，腿肚子打颤。张杰用刺刀削开树枝，自己趟在泥里当“人垫”，让担架上伤员一个个越过去。行至半夜，前卫哨兵忽见前方有微光闪动，回报：“疑似友军反击部队。”

谨慎起见，张杰命人吹了三声林间暗号口哨，对面立刻应以两声。确系己方，是38军某团搜索连。两支队伍合流，不仅获得了急需的粮弹，也暂时有了火力保障。这个巧合帮他们躲开了凌晨的美军机炮拦截，为后续大部队打开一条缝隙。

与此同时，郑其贵带着余部固守南山岭，依托简陋的交通壕与敌对射，掩护大兵团及后送伤员的车队南撤。仅4月26日一天，180师阵地换手四次，平均每一小时就要打一仗。到夜幕降临，阵地上满是弹坑和被烧焦的树桩，仍有约千余名官兵守着最后一线。

4月27日清晨，郑其贵下达突围命令。团以上干部分散编组，带领余下四千余人突向清川江东岸。爆破筒炸开第一道封锁，步兵小分队紧随而上，拖着门板改装的担架，硬生生在火网中撕开缺口。

这时的张杰已从北线绕回，与师主力前后呼应。整整七十二小时里，他的队伍只啃过半袋炒面，但竟无一人掉队。士兵背着电台满身是泥，仍对他咧嘴：“科长，您这主意，真把命捡回来了。”张杰摆手：“先活下去再夸。”

5月初，180师在价川以北的小山沟集中。原本万余人的骨干师，此刻凑出的不过四千余人，却仍保持建制——参谋处、通信处、后勤处，连一部兵工连都在，连带那部在雨夜里用鞋带捆着的破电台。司令部的第一条电文就只有十二个字：“180师机关突围成功，仍能作战。”

战后总结会上，志愿军总部给了180师“虽败犹荣”的评价。张杰因奇袭突防、完好带出师机关，被记特等功，晋升副师参谋长。有人问他当晚是怎么想的，他挠挠后脑勺：“想法也简单，不带着他们走，就都得死；带着走，可能活。”

郑其贵的军旅生涯在1955年划上句号，那一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时年四十一岁；张杰也获中校军衔。1990年春，郑其贵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六岁，追悼会低调举行。送行的老部下们提起那场夜雨，仍心潮难平。

第五次战役的得失已由史书评说，但180师在绝境中的自救，昭示了一个朴素道理：装备与补给可以匮乏，意志和组织却不能崩。雨夜的羊肠小道、半袋炒面、刺刀开路的军务科长，都是这种意志最生动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