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大汉奸回国，才知亲生儿子是红色特工，感叹：你骗得我好苦

1950年抚顺车站，伪满总理张景惠看到接站的解放军，当场崩溃：这不我儿子吗？

1950年那个冬天，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站台上，冷得让人直打哆嗦。

一列从苏联开回来的闷罐车缓缓停靠，蒸汽机车的白烟刚冒出来就被冻住了。

车门咣当一声打开，下来一帮曾经在东北横着走的大人物。

走在最前头的，就是当年伪满洲国的“二把手”、国务总理张景惠。

这老头儿这时候已经没了当年穿日本礼服的威风，脸颊凹陷，眼神飘忽，估计心里正犯嘀咕：这回是直接枪毙呢，还是先审一顿？

结果一抬头，他在负责接管战犯的解放军干部堆里，看见一张熟脸。

那人穿着笔挺的军装，腰杆子挺得跟标枪似的，正死死盯着他。

张景惠揉了揉眼，以为自己老糊涂出幻觉了——那个军官，竟然是他最疼爱、最信任的二儿子，张梦实。

这就叫不但要杀人诛心，还要在伤口上撒把盐。

当爹的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给日本人当了十几年的狗，最后不仅成了战犯，还成了亲儿子手里的“情报提款机”。

看着儿子那一身军装，张景惠嘴唇哆嗦半天，最后只憋出一句大实话：“你骗得我好苦啊。”

这哪是父子重逢，简直就是大型翻车现场。

但这事儿吧，真不能怪张梦实狠心。

咱们得把时间往回倒倒。

作为张景惠的儿子，张梦实这身份这就跟背了个黑锅似的。

1931年“九一八”之后，张景惠为了那点荣华富贵，膝盖一软就跪给了日本人。

在那个黑白分明的年代，有个当汉奸的爹，张梦实走在沈阳大街上都觉得后背发凉。

在学校没人和他玩，出门被人戳脊梁骨，这种日子，换谁都得抑郁。

转折点在1938年。

一封从东京寄来的信，成了张梦实逃离沈阳那个“黄金狗窝”的救命稻草。

他堂哥劝他去日本留学。

这理由简直太正当了——汉奸儿子去日本深造，日本人听了都得竖大拇指。

谁知道，这一去，这小子没学怎么当汉奸，反而在东京加入了一个叫“新知识研究会”的圈子。

这个研究会表面上是留学生搞学术，其实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

张梦实在这里第一次读了马克思的书，脑子里那根弦一下子就崩断了又重连了。

他终于明白，要想洗刷身上的耻辱，光躲是没用的，得把那个制造耻辱的旧世界给砸了。

出身没得选，但路往哪走，还得看自己两条腿。

1941年，这世界乱成了一锅粥。

希特勒的坦克都在莫斯科城下边轰油门了，斯大林急得火烧眉毛。

他最怕的就是屁股后头起火——要是关东军从东北打过来，苏联两面挨揍，那就真完犊子了。

这时候，搞清楚日本人的动向，比这一两百万的军队还管用。

组织上琢磨了一圈，觉得这任务非张梦实莫属。

你想啊，还有谁比“伪满总理的公子”更适合去刺探核心机密？

于是，张梦实回到了长春。

表面上，他是那个游手好闲、只想帮老爹分忧的“大孝子”；背地里，他是一双时刻盯着日军动向的鹰眼。

张景惠一看儿子回来了，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还特意让儿子帮他整理机密文件，想着培养接班人。

世上最顶级的潜伏，就是当爹的亲手把情报递给卧底儿子。

张梦实就坐在老爹的书房里，把那些绝密文件翻了个底朝天。

他通过分析日军高级将领的调动，特别是那个叫山下奉文的王牌战将的去向，最终确认了一个惊天秘密：日本人的坦克头是朝南的，不是朝北的。

这份情报一发出去，价值简直没法估量。

苏联一看，心里有底了，把远东的精锐部队全调去西线干德国人，这才守住了莫斯科。

可以说，莫斯科保卫战能赢，咱们这位“汉奸大少爷”也算是有份功劳。

当然了，潜伏这活儿不是请客吃饭，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

张梦实两口子在长春演了一出精彩的“双簧”。

老婆利用官太太身份去打麻将、喝茶，听那些高官老婆吹枕边风；老公就在家里翻文件。

最悬的时候，情报就藏在孩子的尿布里，或者是烟盒的夹层里。

这种日子最折磨人的不是危险，是心里的煎熬。

张景惠越是对儿子好，张梦实心里越难受。

每次看着老爹慈祥的笑脸，他都得在心里狠狠掐自己一把，提醒自己：这人是卖国贼，不能心软。

等到1945年日本投降，张景惠被苏联红军抓走了，这对父子的“缘分”看似断了。

张梦实没跟着跑，而是立刻亮明身份，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

但他心里那个结，一直没解开，直到1950年抚顺的那次重逢。

当张梦实站在战犯管理所的冷风里，看着满脸褶子的老爹，他没在那显摆胜利者的威风，也没哭哭啼啼。

他只是平静地告诉老爹，路走错了，就得认罚。

张景惠在战犯管理所里老老实实改造了后半辈子，估计也是想明白了。

虽然自己名声臭了，但好歹儿子走的是正道，老张家这点脸面，全靠这个“不孝子”给挣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