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和袁崇焕，谁的平辽策略更靠谱？

熊廷弼和袁崇焕虽无多少交集，但命运殊途同归。皆因辽事成为封疆重臣，同样因外力影响半途而废，最终也因辽事落个死无全尸。那么二人的平辽策略，有哪些区别或者优劣之分呢？

熊廷弼首任经略之初不仅乐观，还放出“一年平辽”的豪言，“守住辽阳数月，选练人马，整造器械，挨到明春二三月间，大兵一集，何虑不能制之”。但辽事的复杂艰难，远超他的预估。

其中原因不仅是八旗兵野战能力强于明军，还有辽镇和辽东都司的溃烂（可参考他的《辽左大势久去疏》）、九边军卫的荒颓、明廷财政拮据 …… 等等他难以处理乃至无权涉及的问题。

所以熊廷弼出关没多久，在策略上就转变为以防守来消耗、拖垮后金，其对辽事的信心也减弱很多。但明廷无法与熊廷弼感同身受，他们看到的是“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认为原因是“无谋畏敌”。

因此言官们针对熊廷弼展开弹劾围攻，熊廷弼也乘势托病卸职。所以辽沈沦陷后，熊廷弼果断拒绝了朝廷的起复（以兵部右侍郎参赞辽事）。直至天启连发三道敕谕，才不得不赴京觐见。

为了不再接手辽事，熊廷弼一到京师就奏请朝廷取消辽东经略一职，并扩大辽东巡抚职权以让其专理辽事。因涉及封疆统辖规划，明廷拒绝了这一建议。熊廷弼不得不在天启召问时，拿出了“三方布置”。

广宁，用骑步对垒于河上，以形势格之而缀其全力；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以风声下之而动其人心，奴必反顾而亟归巢穴，则辽阳可复。于是议登、莱、天津并设抚镇，山海适中之地，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以一事权。
《明熹宗实录·卷十一》

这个策略不仅是仓促间拿出的一个大略构想，还包含着不便明言的谋划。要解释这一点，需先补充一些前置信息。

首先，熊廷弼二任经略时，辽东巡抚归属蓟辽总督管辖，而蓟辽总督与辽东经略平级且互不统属，所以熊廷弼是无权直接指挥辽东巡抚王化贞的。但戍卫辽东也是辽东巡抚的主责之一，王化贞必然会参与辽事。

其次，杨镐、熊廷弼、袁应泰相继倒于辽事后，辽东经略已成人人避之的“粪坑”，熊廷弼也不例外，不然不会数次拒绝朝廷和皇帝的起复召令。所以熊廷弼二任经略是很不情愿的，他于辽事的决断自然会向自保、尽量不担责这个方向偏移。

所以“三方布置”本身就有军事之外的考量，那就是待在山海关（不直接经手辽事）让王化贞挡在前面。注意此时熊廷弼和王化贞之间尚无“经抚不和”，而且熊廷弼奏对时，也没要求节制辽东巡抚。

这也是他和王化贞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熊廷弼希望王化贞按他的谋划行事，但成败责任由王化贞自负。而王化贞认为经略想拿主意就得担责，要么自己来前线亲自指挥。朝廷则希望熊廷弼尽快组织征剿，从而越来越厌烦他的“拖延”……

即便完全从军事角度去看，三方布置也风险很大，因为它是“一锤子”买卖。

熊廷弼的谋划是，王化贞在广宁吸引以及拖住后金主力，自己则在“登、莱、天津”三地征募和训练军队。待时机成熟后，发兵横渡渤海直接袭取辽阳，“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以风声下辽。而动其人心，辽阳庶可复也”。

首先，从秦至明末，大军渡海作战就没有真正获胜的实例。原因很简单，科技生产力水平太低，无法有效建立和维持一条运力足够的海路。不仅大军后勤、快速渡海、快速增援军或者转移军队等等都是问题，运气不好军队还未上岸就大半喂鱼了。

所以大军即便成功渡海，但若不能一战定乾坤，大概率也会因无法及时增援和撤退以及后路被隔断而全灭。

注：为实现一战而定，熊廷弼非常反感毛文龙袭击镇江以及在后方骚扰。他觉得这会迫使后金强化辽南方向的防御，不利于他的渡海作战。

其次，这个策略没有考虑明廷的财政。

如想在广宁一线吸引和拖住后金主力，兵马必然不能少。想要渡海直接下辽，兵马必然也不能少。虽然熊廷弼本人没详细上报所需军队数，但户部奏疏间接透露了“三方布置”规划的用兵数。

自辽沈继陷，时势益危，前议兵止十七八万，今三路布置共二十六万，并蓟辽总督添募将三十万矣。前议饷止八百万，今增至一千二百万，或云当千五百万矣 …
《筹辽硕画》

二十六万大军，年饷银一千二百万两，还不是一年搞定且不一定能一战定乾坤。对于本就掏不出这么多银子的明廷来说，这个策略再高明也是“纸上谈兵”。所以当下关于“三方布置”的资料极少，因为它未被执行过。

袁崇焕的平辽策略，其实就是脱胎于熊廷弼 -- “以守为正”。只是将熊廷弼的一战而定，改为更务实或者说保守的“以守缓进”。袁的战术核心有两点：一是，凭坚城，用大炮；二是，不野战决战，只骚扰。

前者的战例是“宁远之战”。虽然对后金的直接杀伤低至可忽略不计，但这是明军首次找到抗衡、阻止后金大军进攻的方法。

后者的战例是“宁锦之战”。围绕和依托锦州、宁远两城，和后金大军拼消耗。期间只派出小股兵力骚扰（满桂和尤世禄各两千人），以免后金围点打援。最终皇太极因难以取得有效战果，而主动撤围。

这两战后金方面的直接战损都不高，但发动大军除了要人，还需要大量钱粮。如果无法从敌方获取有效补充（战利品），即便仗打赢了实际也亏，尤其是后金这种体量尚小的部族。

后金不主动进攻时，则通过新筑堡垒、坚城向前推进，压缩后金的空间 ……

这套战略也不是袁崇焕独创，熊廷弼之后的王在晋、孙承宗、高第、王之臣等人均是这样，他们的区别只在于推进的频率和幅度不同。

但这套策略也有问题。

其一，明廷难以坚持这种效率偏低的战略。受主战思维以及财政压力的影响，每当辽事暂稳，就会响起催促前线尽快征剿的声音。这种舆论很快就会裹挟朝廷，进而干涉前线的决策并导致辽事大坏，然后进入新的循环 ……

杨镐、熊廷弼、袁应泰、孙承宗等等莫不如此。所以宁远之战，虽然袁崇焕坚决不出城，但因止住明军败势而成英雄，“深足为封疆吐气”。而到宁锦之战，袁崇焕的打法虽更积极主动，却得了个“暮气难鼓”的评价。

危难时朝廷求稳，真平稳了朝廷又要求速胜。因此袁崇焕的策略也难有成功的可能，因为朝廷的信任和支持，会随时间不断流逝。

其二，敌人会调整策略。

为改变战略被动，皇太极选择了冒险 – 绕道蓟镇破边墙攻入京畿，主动去给明廷放血。后金在变，但明廷方面却没有变，所以才有了“蓟西潜越”。

就如同认为后金不攻破“关宁锦”不会入关，此时的袁崇焕还是觉得皇太极不确保后路无虞不敢深入京畿（孙承宗也是一样）。所以他仍抱定“凭坚城、不浪战”，觉得可以在蓟州阻挡住皇太极。

结果皇太极没按套路出牌，直接绕过蓟州城并淡定围着京师转圈。皇太极没慌，明廷和崇祯却惊慌失措，各种葫芦娃救爷爷、临阵换帅、贸然出击，最终酿成己巳之变的苦果。

所以熊廷弼和袁崇焕各自策略本身并无什么优劣之分，因为它们都不适配明廷。或者说大明自身的朽烂和僵化，让自己失去了应对调整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