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大军区政委22年，每次入京开会从不逗留，离休却是正军级待遇

1968年初春，黄河畔乍暖还寒。兰州车站的站台上，一位身着旧呢军大衣的老将领匆匆登车，身边参谋低声问：“首长，要不要在北京多待两天？”他摆摆手：“不必，一宿都免了，早点回去，有一堆事等着。”说这话的人，就是在西北扎根四十一年的冼恒汉。

很多人只知道他是广西人，却不了解他与西北的牵绊。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后，年仅二十出头的冼恒汉奉命留守陕北，从此几乎没离开过这片土地。黄土高坡的风沙见证了他的青春，也把他的口音吹成了介于广西话和陕北话之间的奇特腔调。

往后年月变迁，他职位屡有更迭，却始终没离开“兰州”二字。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全国六大军区扩充为十二大军区，按惯例，司令政委多由上将栖身。然而，兰州军区的司令张达志、政委冼恒汉同为中将，成了少数特例。那一年，冼恒汉三十九岁，正值壮年。

外界难免替他抱不平：守了那么大摊子，怎么才是中将？但他向来寡言，“任务在肩，衔不衔的，能打仗、能管事就行。”从那以后，他以政委身份坐镇大西北，一坐就是二十二年。

1966年风云突变，兰州的街头巷尾口号四起。军队奉命“支左”，冼恒汉同时揽下几个“第一”——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军区政委。弄潮时代，把他推到聚光灯下，也让是非随之而来。

“学大寨”高潮时，他带队跑了几个地县，田垄一看，绿油油，心里就拍板：全线过关。会上一句“全省亮点不少”被迅速放大，后来事实证明有些数字注水，他自己也直言是主观主义在作祟。

更棘手的是兰州铁路局的两派对峙。冼恒汉押上军队威望，站错了队。多年以后他向调查组反复说明：“不是我拍板，我只是执行。”话音里有无奈，也有倔强。

特殊的年代里，政治空气稀薄如高原。每逢被召进京开会，他总是当天往返。列车漫长颠簸，他靠着车窗小憩，身边人问缘由，他只淡淡一句：“西北离不开。”熟人说他清高，陌生人却觉得他难以接近。

1977年，历史车轮继续转动。中央给他的结论是：在“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其中不乏严重之处。出于全局考虑，决定将其调离兰州。消息一到，他点头称“服从”，没有一句推辞。可没人预料到，这一调，他在北京足足闲置了五年。

1982年的秋天，甘肃来函，请他回兰州配合处理遗留问题。刚踏上熟悉的土地，还来不及喘口气，又卷入批判会。几番折腾后，部队通知：退出现役，以地师级安置，月补助两百元。有人感慨，昔日大军区政委，如今竟仅此待遇。

命运似乎还留有余地。1984年，中央再次研究，决定参照正军级落实离休。电话里，老部下替他高兴，他却沉默片刻，只说“组织有安排，我就安心过日子”。那一年，他六十八岁，头发已斑白。

回看他的简历，很难用简单标签去定位。浴血长征、西北建设、支援地方，他都经历；高位坠落、沉潜五载，也全部扛下。有人称赞他坚守原则，也有人责怪他“木头人”般不懂变通。或许，正是这股不愿逗留北京、不肯攀附权贵的脾气，让他备尝冷暖。

值得一提的是，他离开军区后，依旧惦念西北。甘肃缺水，他从微薄离休金里掏钱，寄给河西走廊的学校打井。信末署名仍是“原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像要告诉人们：那片土地，他没有真正告别。

冼恒汉的一生，与共和国北疆的风沙交融在一起。或许外界记住的是“22年大军区政委”这组数字，真正珍贵的，却是他在喧嚣中守住的那份不愿逗留的倔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