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自贸提速 日本错失东亚经济新局

作者｜时事热点观察者

1月23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解散众议院，开启该国不到两年内的第三次全国大选，这场孤注一掷的政治豪赌，让本就动荡的日本政坛再添变数。而就在同一天，持续四天的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3轮谈判圆满收官，双方在跨境服务贸易、投资、金融等核心领域取得积极进展。这场酝酿二十余年的中日韩三国自贸谈判，如今却迎来韩国单独与中国携手推进的关键变局，并非偶然，而是东亚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必然结果。日本因自身的政治操弄与战略短视，正一步步被排除在新的东亚经济循环之外，而中韩则在时代大势下，完成了从产业互补竞争到协同共赢的关键转向，东亚经济的发展主轴，已然发生深刻改变。

一、日本政坛乱局 政治豪赌葬送经济机遇

高市早苗的解散众议院之举，被外界评价为一场毫无底气的政治豪赌，而这场赌局的筹码，不仅是其自身的执政地位，更是日本在东亚经济格局中的未来席位。上任不足三个月，高市内阁便深陷内外交困的泥潭，执政联盟在国会席位勉强过半，党内派系林立、掣肘不断，政治资金问题、与问题宗教团体勾连的丑闻更是悬顶之剑，在野党的不信任案随时可能发起。在此背景下，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成为高市早苗规避追责、试图将个人支持率变现为国会议席的唯一选择。

这场仓促的政治操弄，首先牺牲的便是日本的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从解散众议院到选举投票仅隔十六天，创二战后最短纪录，此举直接导致日本2026财年预算案审议被迫推迟，企业投资规划、地方财政拨款、民生补贴发放均受波及，市场对日本政府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的担忧持续加剧。高市早苗此前将应对物价高涨作为执政优先课题，如今却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将党派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不仅让其执政信誉扫地，更让日本的经济复苏之路雪上加霜。

更致命的是，高市早苗的极右翼执政路线，彻底斩断了日本与周边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基础。作为日本极右翼势力的代表，其上台后便在台海问题上激进挑衅，公然宣称独岛为日本固有领土，触碰韩国的核心利益，引发地区国家强烈不满。同时，其毫不掩饰推动日本再军事化的野心，将修改安保三原则作为大选竞选承诺，政府高官更是频频发出拥核主张，这种充满扩张倾向的举动，让周边国家对日本的警惕达到新高度。历史早已证明，日本的军事扩张，首当其冲的便是朝鲜半岛，高市早苗的一系列行为，让本就脆弱的日韩互信荡然无存，也让中日韩三国自贸谈判失去了最基本的政治前提。

日本政坛的持续动荡与极右翼路线的抬头，本质上是其始终无法平衡政治诉求与经济发展的体现。在失去的三十年里，日本本可凭借产业与技术优势，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占据一席之地，但其却始终被右翼政治裹挟，将地缘政治博弈凌驾于经济合作之上。如今，高市早苗的政治豪赌，让日本再次错失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机遇，当中韩在自贸合作的赛道上加速前行时，日本却仍在政坛的内耗与右翼的偏执中徘徊，其被东亚经济新循环抛弃，已成定局。

二、中韩协同共赢 经贸合作顺应时代大势

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的提速，并非韩国的一时之举，而是双方在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产业需求下的必然选择，是从产业垂直互补到水平竞争，再到协同共赢的深度进化。二十余年前，中韩经贸关系以垂直互补为主，中国为韩国提供广阔的市场与初级生产要素，韩国则向中国输出技术与高端制造产品，这种模式造就了中韩经贸的快速发展，也让韩国成为中韩自贸协定的直接受益者。而如今，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升级，中韩产业进入水平竞争阶段，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形成正面角逐，但这并非合作的终点，而是更高层次协同的起点。

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贸易封锁与技术打压，成为中韩协同共赢的重要外部推手。在汽车、智能手机、芯片、光伏等核心领域，美国始终对中国紧闭大门，甚至以高额关税为要挟，逼迫韩国等制造业强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美国自身深陷制造业空心化的困境，欧洲则受经济复苏乏力的影响，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全球制造业的核心竞争，最终聚焦于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在此背景下，中韩唯有携手，才能突破美国的贸易壁垒：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下游产业链、超大规模的市场与丰富的产业配套能力，韩国则在半导体、高端制造、金融服务等领域仍保有技术优势，双方的结合，能够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既让韩国借助中国的产业链突破对美出口的限制，也让中国通过韩国的技术与渠道，拓展高端市场的布局，实现1+1大于2的协同效应。

韩国自身的产业困境，更是倒逼其加快与中国的自贸合作步伐。十二年前，韩国在半导体、造船、汽车等领域仍拥有显著的全球优势，彼时日本媒体还曾嘲讽韩国与中国的自贸合作是依附中国，但如今，韩国的这些产业优势正逐步消退。受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的影响，韩国面临严重的人力资源短缺问题，造船业的新进工人全部来自东南亚，半导体等高端产业也面临人才断层的危机，产业竞争力持续下滑。与此同时，韩国对华贸易收支从顺差转为逆差，连续三年形成百亿美元级别的赤字，传统的商品贸易红利已然见顶。

在此背景下，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聚焦的跨境服务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成为韩国破解产业困境的关键。中国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服务业开放、人工智能、绿色产业、银发经济等领域释放巨大机遇，韩国则在金融、法律、文化服务等领域拥有成熟的经验，能够借助中国的市场机遇，实现从卖商品到卖服务、卖投资、卖文化的转型，以服务贸易的顺差弥补商品贸易的逆差，抢抓第二轮中国红利。而对中国而言，与韩国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深度合作，能够引入先进的管理经验与技术，推动国内服务业的升级与高端制造的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韩的经贸合作，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顺应全球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三、日韩互信崩塌 政治对立斩断合作可能

韩国在中日韩三国自贸谈判中选择单独与中国推进，核心原因在于日韩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彻底激化，政治互信的崩塌，让双方的经贸合作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即便李在明此前到访日本，高调提及三国合作的重要性，但这不过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表面互动，背后是日韩之间无法调和的领土、历史、安全矛盾，高市早苗政府的极右翼行径，更是将这种矛盾推向了顶峰。

领土争议是日韩关系无法逾越的鸿沟。高市早苗上台后，多次公然宣称独岛为日本固有领土，这种无视历史与现实的表态，在韩国国内引发强烈反弹，韩国总统府与朝野各界均明确表态，独岛在历史、地理、国际法上都是韩国的固有领土。日韩之间的独岛争议，并非简单的领土问题，而是关乎民族尊严与历史记忆的核心议题，高市早苗的挑衅性言论，彻底击碎了日韩改善关系的可能。而日本政府每年举办的所谓竹岛日活动，更是持续刺痛韩国的民族情感，让双方的对立不断加剧。

历史问题的悬而未决，让日韩之间始终存在难以化解的隔阂。强征劳工、慰安妇等历史遗留问题，始终是日韩关系的痛点，日本政府始终不愿正视历史、作出真诚道歉与赔偿，反而不断推动历史修正主义，试图掩盖侵略历史。高市早苗作为极右翼势力的代表，更是历史修正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其执政路线让韩国对日本的历史认知彻底失去信心。李在明在担任议员时期，便是韩国政坛坚定的反日派，多次抨击前任总统的友日行为，其执政理念与高市早苗的极右翼路线形成根本对立，这种政治理念的差异，让双方难以开展有效的合作。

日本推动再军事化与拥核的倾向，让韩国产生了强烈的安全焦虑。高市早苗将修改安保三原则作为大选的核心承诺，试图突破日本的和平宪法，推动军队走出国门，其政府高官更是频频发表拥核言论，这种举动让韩国不得不警惕日本的军事扩张。从历史来看，日本的每一次军事扩张，朝鲜半岛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如今，日本在极右翼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韩国不可能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与日本开展深度的经贸合作。而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的推进，更是让韩国陷入安全困境，韩国深知，与日本的经贸合作，若缺乏基本的安全互信，最终只会沦为日本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日韩之间的合作，早已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被政治、历史、安全等多重矛盾裹挟的复杂议题。高市早苗政府的极右翼行径，让日韩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彻底爆发，政治互信的崩塌，让三国自贸谈判成为泡影。韩国选择与中国单独推进自贸合作，是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更是对日本极右翼路线的明确否定：在一个失去基本互信的合作伙伴面前，任何经贸合作都是空中楼阁。

四、东亚格局重构 中国引领新循环新发展

中韩自贸协定谈判的提速，标志着东亚经济格局的重构进入关键阶段，从日本主导的雁行模式，到中国引领的东亚经济新循环，东亚经济的发展主轴已然完成转移，而这一转变，是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区域经济合作理念升级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身战略失误的直接后果。

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日本凭借经济的快速复苏，构建起以自身为雁头、亚洲四小龙为雁身、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为雁尾的东亚雁行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日本主导着东亚产业链的顶端，通过技术输出与产业转移，掌控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节奏。彼时的中国，只能在产业链的低端提供初级工业品与原材料，韩国则在日本的产业转移中实现经济腾飞，成为雁行模式的重要参与者。但这种以日本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存在着天然的弊端：过度依赖日本的技术与产业转移，让区域内国家的经济发展缺乏自主性，而日本的产业保护与技术封锁，也让区域经济合作难以走向深入。

亚洲金融风暴成为东亚经济格局的重要转折点，中国在风暴中屹立不倒，凭借稳定的经济环境与广阔的市场，成为东亚经济复苏的核心引擎，日本主导的雁行模式开始瓦解。此后，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构建起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从产业链的低端逐步向中高端迈进，在半导体、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实现突破，彻底改变了东亚产业链的格局。如今，中国的经济规模已是日本的四倍、韩国的十倍，成为东亚地区无可替代的经济核心，东亚经济的发展，不再依赖日本的产业转移，而是围绕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与完整产业链展开，新的东亚经济循环已然形成。

中韩自贸协定的推进，正是中国引领的东亚经济新循环的核心体现。这一循环不再以单一国家为核心，而是基于平等互利、协同共赢的原则，构建起开放、包容、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中韩双方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在产业、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日本因自身的极右翼路线与战略短视，被排除在这一循环之外，其固守的雁行模式早已不合时宜，在新的东亚经济格局中，日本若不能放弃地缘政治博弈，回归经济合作的正轨，只会被越甩越远。

东亚经济格局的重构，不仅是区域内国家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更是区域合作理念的升级。中国始终主张通过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方式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摒弃霸权主义与零和博弈，这种理念与东亚各国的发展诉求高度契合，也成为中韩自贸合作提速的重要基础。而日本始终将自身的利益凌驾于区域合作之上，试图通过地缘政治博弈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最终只会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场。

中韩自贸协定谈判的提速与日本政坛的政治豪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勾勒出东亚经济格局重构的清晰轮廓：经济合作终究要顺应时代大势，摒弃政治操弄与零和博弈，唯有平等互利、协同共赢，才能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日本因极右翼路线的抬头与政坛的持续动荡，错失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机遇，其被东亚经济新循环抛弃，是政治选择的必然结果；而中韩则在时代大势下，完成了经贸合作的深度升级，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东亚地区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日本若想重回东亚经济合作的舞台，必须首先放弃极右翼路线，正视历史、尊重邻国的核心利益，修复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将经济发展置于地缘政治博弈之上。而中韩则应继续秉持协同共赢的理念，加快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的落地，深挖在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绿色产业、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推动东亚经济新循环的不断完善。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中韩的深度合作，不仅是两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维护区域经济稳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东亚经济的未来，属于那些秉持合作共赢理念的国家，而那些被政治操弄裹挟、固守零和博弈的势力，终究会被历史的大潮所淘汰。中韩自贸合作的提速，只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开始，一个以平等、互利、开放、包容为核心的东亚经济新秩序，正在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