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餐厅偶遇一人，面善却想不起来是谁，阎宝航介绍：他是高崇民

1961年春天的北京，冷意还未散尽，城里的许多人却正在经历一种更难言说的转折。特赦、回城、重新安排工作，这些词在那几年频频出现，却很少有人真正愿意细说其中滋味。对不少曾在国民党情报系统里待过的人来说，走进人民大会堂，不只是换了一个环境，更像是踏进一段必须直面的往事。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沈醉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北京城。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二批特赦令公布，曾任军统少将处长的沈醉，被正式列入名单。这一消息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与他同批被特赦的人，大多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而军统出身的，只他一人，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让不少老同事心情复杂。

离开功德林那天，他在回忆录里说过一句颇为直白的话，大意是：走出高墙，心里反而更不踏实。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建国前，他在军统工作多年，手上握着无数关于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的档案，也亲自参与过监视、逮捕、审讯。如今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北京各机关任职，有的还成为领导干部。街上一抬眼，谁都可能是当年的“老相识”。

这种心理压力，在他初到北京时表现得尤其明显。那段日子，他曾多次表示，希望能在地方政协谋个差事，最好是北京市里，这样既方便与家人团聚，又可以尽量远离那些在抗战和解放前，与军统斗争过的民主人士。看似是想离家近，实际上是想少见旧人，免得心头发紧。

有意思的是，现实的发展却和他的设想恰好相反。

一九六一年春，中央统战部在北京为第一批特赦人员设宴，第二批刚刚获释的沈醉、范汉杰等人，也被邀请参加。那天的会场气氛，既不算轻松，也谈不上紧张，更多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平和。发言的是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徐冰，讲话结束后，他没有急着离场，而是笑着走到沈醉面前，递了一支烟。

“沈醉，还记得我吗？”徐冰的语气很轻，但话头里明显带着点试探。

沈醉下意识站了起来，双手接过香烟，脸上带着尴尬的笑，却怎么也想不起眼前这位干部，曾在哪一桩军统档案里出现过。他只感觉面熟，却找不到具体的记忆点。短暂的沉默之后，还是徐冰主动点出了一段旧事，这段往事一下子把时间拉回到抗战中期的重庆。

那时，重庆是战时陪都，山城云雾里夹杂着密密麻麻的情报线。军统特务在街头巷尾穿梭，延安派来的代表和地下党员也在这里活动，彼此既保持着公开的“客气”，又在暗中持久较量。徐冰当年在重庆负责相关工作，属于公开身份下的共产党人，早就被军统列入重点盯防对象。

这一次忆起，是从一个熟悉的名字说起的。

他提醒沈醉，当年有一次，军统的吴景中找到沈醉，说在街上遇到一位旧同学，对方从延安来重庆工作，关系不一般，可以考虑争取过来做事。这个名字，在后来很多回忆中都出现过——吴景中，早年曾是中共党员，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叛变，加入军统。电视剧《潜伏》里的吴站长形象，有不少影子就来源于他。

当时，吴景中向戴笠做了详细汇报，提议以“同学情谊”为名，设宴联络。戴笠听后表现得很感兴趣，表示可以试着拉拢，一旦成功，不啻为一枚插入共产党内部的“钉子”。于是，沈醉和吴景中出面，邀请这位“老同学”吃饭。

酒桌上，气氛并不紧张，谈笑之间，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吴景中自觉演得很自然，不停回忆留学时的旧事，故意把话题引向“个人出路”“将来安排”。那位来自延安的代表，却始终语气平稳，既不正面回应，也不明显拒绝，把问题一一含混过去。就这么一来二去，饭倒是吃完了，所谓的“策反”工作，半步都没向前迈。

这位在酒桌上“混过去”的人，就是后来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徐冰。

那天在宴会上的重逢，徐冰提到，当年饭局之后，军统对他的监视明显升级，跟踪的人多了，态度也越发露骨，甚至旁敲侧击放出“绑走算了”的狠话。他当时心里有数，只能尽量减少外出，夜间更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说到这里，他却并未责怪什么，只是笑着问沈醉：“现在日子还习惯吗？”

这种态度，说来简单，放在当时的情境里，却格外耐人寻味。

值得一提的是，沈醉最初听到“全国政协”这四个字时，心里并不轻松。他明白，这个机构里聚集了大批民主人士和各界旧识，其中不少人，曾在抗战时期或解放战争前后，与军统斗争过。对他来说，在这样的环境里抬头不易，低头更难。与其每天在走廊里“撞人”，他宁可在地方上，做点不那么显眼的工作。

不过，在人民大会堂里用餐，对他而言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大礼堂的餐厅，是许多中央和全国政协机关干部的公共场所，一顿饭的工夫，能遇见谁，没人说得准。

态度上，他表现得恭敬，言辞却有些拘谨。这种拘谨，除了职务差距，还与双方那段曲折的历史有关。

二、阎宝航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说到阎宝航，许多熟悉近代史的人，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张学良幕僚”这个身份。一九二〇年代末，他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不久结识张学良，后来成为东北军内部的重要智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他被迫离开沈阳，辗转来到北平。

在那个民族危亡的节点，他联合东北各界爱国人士，组织起“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呼吁抗日救亡，倡导团结抗战，这个组织一度在北方舆论场掀起不小波澜。也正因为此，他很快进入国民党情报机关的视线，被列为重点监视对象。

西安事变后，他曾尽力营救被软禁的张学良，多方奔走，却始终未能改变大局。蒋介石后来将他调到身边任职，也给了一定的权力和位置，表面上是信任，实质上既想利用他的影响力，又对他“抗日优先”的主张颇感不安。

蒋介石为了分化和瓦解“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方面在政治上施压，另一方面又下令成立“四维学会”，再通过复兴社、军统人员渗透、拉拢原救国会成员。戴笠更是在救国会组织中大肆安插特务，时间一长，这个本来纯粹的抗日群众组织，渐渐被搞得支离破碎。

在军统的黑名单上，阎宝航的名字很靠前。这一点，沈醉在军统任职时，是清楚知道的。也正因如此，当他在人民大会堂狭路相逢时，心里多少带着一种说不出口的压力：当年的监视、通缉、情报汇总，固然不是他一人决定，却也少不了他的手笔。

只不过，现实给出的场面，却和他想象的“当面清算”完全不同。

阎宝航见到他，态度平和，言辞中既没有嘲讽，也没有刻意冷淡，而是一如既往的公事公办。关于过去那一段复杂的恩怨，并没有在公共场合多提一句。更让沈醉不安的，是站在阎宝航身侧的那位中年人——那张脸怎么看都不陌生，却始终叫不出名字。

“这位你见过。”阎宝航看出他的窘迫，笑着开口，“想一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短暂的沉默之后，他补上一句点名的话：“他是高崇民。”

这一瞬间，许多尘封在档案里的行名、人事、代号，突然带着画面感浮上来。

高崇民，东北人，一九二九年当过张学良的秘书，颇受倚重。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参与组织和推动东北民众的抗日救亡活动，后来出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兼总务部副部长。正是这层身份，让他早早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从一九三五年前后起，身上几乎时时带着风险。

这一切，沈醉在军统任职时，多多少少有所耳闻。只不过，那时看这类人，更多是从“情报对象”“危险人物”的角度出发，很少去细究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更不会去揣摩他们在逃亡、隐蔽间做出的选择。

当高崇民站在全国政协的餐厅里，友善地朝他点头时，时间仿佛被巧妙地折叠在一处。

三、一场险局：从重庆到东北的脱身

真正让沈醉内心发紧的，不只是餐厅里的偶遇，而是他后来慢慢了解到的那场“重庆脱身”的惊险经过。

抗战时期，军统对高崇民的警惕一直没有放松。戴笠很清楚，这类有群众基础、有组织经验、与各方人士都有联系的人物，简单抓捕，反而可能激起更大反应。所以，在一定时间里，他采取的是“严密监视、限制活动”的方式，既盯着对方的一言一行，又不贸然动手。

有意思的是，一九四一年，高崇民在重庆成婚，戴笠居然亲自送过贺礼。表面看，这是一种客气的“示好”，实则还是那套老办法：一边结交，一边看死。这样做，一方面给对方造成某种心理上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借着“关系不错”的名义，让更多人放松警惕。

抗战胜利后，形势急剧变化。东北局势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高崇民则受中共方面委托，准备返回东北工作。后来他于一九四六年七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东北解放区担任安东省政府主席。但在他真正踏上东北土地之前，重庆的那一段路，异常艰险。

军统很快做出了反应，派出专人上门，名义上“谈工作安排”，实则已准备随时实施抓捕。从军统内部的信息汇总看，这一次行动若顺利推进，被捕之后的高崇民，随时可能被秘密处置。对方之所以迟迟未动手，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担心引发舆论震动，而不是出于仁慈。

这段险局的关键转折，落在一个看似“站在对立面”的人物身上。

这个人叫王化一，同样是东北人，早年在张学良身边任职，曾经与阎宝航、高崇民一同参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创建，在组织中担任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照理说，等到军统成立设计委员会，戴笠亲自邀请王化一出任委员，这一步走下去，他的身份就正式转到国民党情报系统这一边了。

表面上看，他确实接受了邀请，进入军统，在戴笠麾下工作。但问题在于，他的心思并不完全在军统那一边。出于对东北局势、对抗战大局的判断，他选择了另一种更为隐秘的做法——在军统系统里混迹，也在暗中为进步力量提供帮助。

当高崇民面临被捕危险时，王化一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把高崇民藏在自己家中。

这一举动，看似简单，实则风险巨大。军统内部的侦缉网络，并不比外界想象的那样松散。某个重点对象突然“从视线里消失”，上面一定要追问。更何况，王化一本身就是军统的设计委员，身份敏感，住处也未必完全脱离监视。有任何风吹草动，很可能就会被联想到他身上。

就在军统穷追不舍的时候，王化一想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办法。

他利用自己军统委员的身份和活动便利，为高崇民策划了一条看似“不可能”的路线：先从重庆秘密转移到上海，再设法登上一艘美国人的船只，绕道北上，最终抵达东北解放区控制下的港口。因为路线设计得够“反常”，军统一时竟没往这方向想，始终把查访重点压在四川、关内一带，白白耗费了大量力量。

特务们怎么也想不到，被他们列为“重点盯防对象”的人，居然会躲在军统内部人员的家里，还由这位“自己人”亲自送上了船。

从后来的档案和回忆对照来看，戴笠为此事颇为恼火。为了抓捕高崇民，他特地请出了一位在东北军系统十分熟悉内部情况的叛徒——袁晓轩。

袁晓轩，辽宁开原人，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早年在东北军中服役，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东北军与中共之间的秘密联络工作。与阎宝航、高崇民等人，他都相当熟悉。一九三九年，他出任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曾陪同朱德总司令与卫立煌会谈，是当时重要的公开代表之一。

一九四二年，洛阳八路军办事处撤销后，他没有回延安复命，而是暗中投向国民党。叛变后，先后担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副主任、策反委员会上校专员、重庆特区特点小组少将组长等职务，逐渐成为军统、国民党情报系统利用的“内线”。

正因为他对东北军旧部和不少中共人员的情况非常熟悉，军统才会请他出马，专门负责搜集高崇民的行踪。袁晓轩也确实做过一些对高崇民极为不利的侦查，他掌握的情报一度让高崇民险些暴露。若不是那次躲藏和转移安排得过于巧妙，这场追捕很可能提前结束那段历史。

在人民大会堂那间灯光明亮的餐厅里，想起这些，沈醉对高崇民的不安，已不止是“认不出对方”的尴尬，而是有了更沉重的内容。

阎宝航那天只是淡淡一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过去那些事，史料里写清楚就好，人还活着，就往前看。”

这话没有拔高，也没有刻意宽恕，但态度已经足够明确。对于旁观者而言，其中的分寸，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