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务钮益惠，15岁被捕关押33年，晚年到台湾讨要生活补助被拒

1950年4月初的一天，家住河北通县（今北京通州区）张家湾垛子村的15岁少年钮益惠，突然接到了哥哥钮益培的来信。

哥哥钮益培在来信中说，自己已经从台湾回来了，让钮益惠按照信中说的时间，到双桥火车站（双桥火车站建于1901年，位于今京通快速路与双桥路交会处）去接一下自己的行李。

在张家湾垛子村，钮姓是大户。钮益惠是家中的小儿子，不过按照钮家的同辈中，他排行第九，因此他从小就被叫作“小九”。钮益惠的父亲平日里话不多，但却掌控着家里的大小事务。钮益惠的哥哥钮益培，在同辈中排行第三，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

过了几天，15岁的钮益惠赶着一辆驴车来到了双桥火车站。然而，当钮益惠接到哥哥的行李之时，他才知道和行李一块来的，还有一个名叫孙毓清的人。

没过多久，钮益惠的家里越来越“热闹”了，他的哥哥钮益培、大姐夫梁锡增、三姐夫刘景惠，以及那位和行李一块来的孙毓清，时常聚集在一起，偷偷摸摸地研究商议着什么事情。

此时，钮益惠也已经知道，他赶着驴车拉回家的行李，其实是一部电台。每当哥哥钮益培开始“工作”的时候，钮益惠就负责在门外站岗放哨，偶尔也会坐在哥哥的旁边，拿着笔帮忙记录一串串数字。钮益惠后来回忆，当时他并不明白那一串串数字是什么意思，但是他知道哥哥钮益培这伙人是为国民党做事的。

此时的钮益惠懵懂无知，他在哥哥的言传身教之下，始终认为自己正在干大事，并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钮益惠为了自认为的“大事”，整天忙前忙后，由于他年纪比较小，所以并没有引起同村人的注意。

钮益惠曾多次听父亲和哥哥说：“咱们家的电台一旦被人发现，那么谁也别指望活……一定要保护好孙先生（钮益惠赶着驴车从火车站接回来的孙毓清），只要有他在，我们肯定就能够成功。”

然而，此时的钮益惠和家人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从家中发出来的电报，早已经被公安部门截获了。只不过由于技术有限，公安部门一时间还无法确定电台的具体位置。

1950年10月的一天，钮益惠像往常一样，在家门口“站岗放哨”。此时，有四个干部模样的人来到了钮益惠家门口，他们一边朝院子里看，一边笑着问钮益惠：“小孩，请问一下村公所在哪里？”

钮益惠有些纳闷：“村公所就在村子口，而且还挂着牌子，这几个人刚从那边走过来，难道没有看见？”钮益惠朝村子口指了指，这四个干部模样的人便走开了。

几个月来的“站岗放哨”，让钮益惠有了点反侦察意识，他立即跑回家中，告诉正在屋子里发电报的孙毓清：“孙先生，刚才外面来了几个人，一直朝院子里看。你去村子外面的玉米地躲一躲，我不去叫你，你千万别出来。”

孙毓清听了之后，摸了摸钮益惠的头，说道：“小九，你干得很好，将来一定有出息。”说罢，孙毓清在钮益惠父亲的帮助下，藏匿了电台，然后鬼鬼祟祟地从后门溜了出去，转眼间就消失在了一片玉米地里。

年仅15岁的钮益惠为何如此警觉？因为前不久，孙毓清就接到了“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组长秦应麟（毛人凤派来的特务），从天津发来的一封信。信上仅有十几个字：“生意没法做了，赶紧收摊吧！”这几天，孙毓清和钮家人已经焚烧了不少“材料”。

孙毓清逃走之后，钮益惠一家人非常紧张。不一会儿，钮益惠家门口又来了一些人。钮益惠假装好奇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那些人回答说：“我们是来调查村子里受灾情况的。”那些人在外面转了一圈就走了。

天黑之后，那些白天在钮益惠家门口转悠的人，突然全副武装冲了进来。钮益惠的父亲由于负隅顽抗而被就地正法，哥哥钮益培、三姐夫刘景惠等人被逮捕，而钮益惠则跳窗翻墙逃走了。15岁的钮益惠或许不会想到，他这么一逃走，再回来已经是整整三十三年之后。届时，他已经48岁了。

根据钮益惠回忆，他逃走之后，在村子外面的玉米地与孙毓清会合。孙毓清对已经吓傻了的钮益惠说：“小九，咱们一定会成功脱险的，到时候我带你去台湾。”钮益惠哭着说：“怎么能到台湾呢？”孙毓清回答说：“到山东坐船去台湾，那里有我们的人。”

就这样，钮益惠在孙毓清的带领下，一路跑到了北京朝阳门附近，这里有开往济南的长途班车。到了这个时候，年幼的钮益惠仍然觉得自己在干一件大事，他梦想着成为一个英雄人物，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即使自己“牺牲”了，那也能使人们永远记住他。

在北京朝阳门长途汽车站，钮益惠给孙毓清出起了主意，他自己走在前面，让孙毓清跟在后面不远的地方。而且，钮益惠还跟孙毓清说：“咱们两个不能搭乘同一辆班车，万一有公安人员跟踪上来，那么我们都完蛋了。”钮益惠的这些“鬼点子”，都是他从电影中学到的。

经过商量，钮益惠坐长途客车先走，孙毓清第二天坐长途客车到济南与他会合。然而，钮益惠根本不知道，抓捕他们的便衣警察早已经跟上了。钮益惠坐上长途客车之后，一位便衣警察就坐在他旁边。当长途客车要发动的时候，便衣警察对着钮益惠说道：“你是垛子村的钮小九吧！”

钮益惠大吃一惊，不过很快又镇定了下来。他翻着白眼说道：“是又怎么样？”

便衣警察拍了拍钮益惠的肩膀，问道：“孙毓清跑到哪里去了？”

钮益惠梗着脖子地反问道：“孙毓清是谁？我不知道。”

这时候，又有几个便衣警察上了长途客车。不一会儿，长途客车发动了，不过目的地不是济南，而是公安局。

在审讯室内，公安人员对钮益惠进行了审讯：“钮小九，你年纪还小，不懂事。现在做了错事，你要主动坦白，争取宽大处理。你明白吗？”

钮益惠仍旧翻着白眼，说道：“你们让我出卖孙先生（孙毓清），你们太小看了。自从开始干这件事，我就时刻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你们叫我出卖孙先生，门都没有！”

审讯结束之后，钮益惠什么都没坦白。参加审讯的公安人员说道：“这小家伙，反动得很！”

钮益惠虽然没有坦白，但是朝阳门外的长途汽车站，每天只有一趟车去济南。到了第二天，孙毓清便在长途汽车上被逮捕了。

不久之后，随着行动组组长秦应麟等人在天津落网，这个被称为新中国反间谍第二案的“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案”宣告侦破。

后来，钮益惠才知道，是一个名叫王永祥的香港商人暴露了他们一伙人。而王永祥则是毛人凤派来给他们送经费的，王永祥拿着银行汇款到天津交接，然后组长秦应麟派人去银行取钱。结果，他们所谓的“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就被一网打尽了，钮益惠短短几个月的特务生涯，也就宣告结束了。

“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案”全部审讯完毕之后，钮益惠和哥哥钮益培、三姐夫刘景惠，以及组长秦应麟被临时关在了一个屋子，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审判。为什么要将他们临时关在一个屋子呢？不言而喻！

晚上，钮益惠等人都没睡，他们一整夜说了很多事情。组长秦应麟眼睛红红的，他走到钮益惠的面前，蹲下来紧紧抓住钮益惠的手，说道：“小九，你年纪最小，才15岁，可能被关几年就出去了。如果你将来有机会去台湾，你一定要替我们问一问，到底是谁派那个王永祥来给咱们送经费的，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嘛！”

说完这句话，组长秦应麟不断哀嚎，泪流满面。

哥哥钮益培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哭着对钮益惠说道：“小九啊，哥哥要走了，家里的一切事情就托付给你了。”

1951年1月27日，《天津日报》刊登了一篇新闻报道：“天津军管会军法处判决反革命案二十余起，首要匪犯三十八名判处死刑，已于26日上午执行枪决。刑场周围有群众万余人，用复仇心理看特务们的最后下场。”

这篇新闻报道中所说的被执行枪决的人当中，就有钮益惠的哥哥钮益培、三姐夫刘景惠，以及组长秦应麟。

此时，对于年幼的钮益惠，法院本着宽大处理的原则，判处其十年有期徒刑。钮益惠后来回忆，他所做的事，完全是罪大恶极，给党和政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他之所以能活下来，完全是党和政府的宽容大量。

时间到了1959年，24岁的钮益惠即将刑满释放。这时候，钮益惠仍本性不改，他知道外面正是困难时期，出去了肯定活不了。所以，钮益惠在监狱内组织了一个“暴动集团”，要替他的父亲和哥哥报仇。

幸好，监狱管理人员及时发现并阻止钮益惠的错误行为。不久之后，钮益惠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两年之后又被改为无期徒刑，也是保住了一条命。

从这个时候开始，钮益惠麻木了，按照他的说法：“反正怎么高兴就怎么活。”不过，钮益惠在监狱之中也有伤心的时候，那就是母亲来探望他的时候。

有一次，母亲来监狱探望钮益惠，钮益惠哭了。因为他母亲一个人背着一大包干粮食品，其中好多都发了霉。钮益惠一问才知道，这是他母亲舍不得吃，专门为钮益惠攒下来的“好东西”，母亲害怕钮益惠在监狱中受了“委屈”。

钮益惠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妇女，她不明白“无期徒刑”是什么意思。钮益惠宽慰母亲说：“无期徒刑的意思就是我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就可以回家了。”

母亲听了之后，浑浊的目光中泛起了希望，她立即对钮益惠说：“那你快点改造好吧，我在家里等着你。”说到这里，刚才还是一副玩世不恭样子的钮益惠，眼睛里顿时泛起了泪花。钮益惠赶紧把身子往后靠，仰起了脸，努力不让眼泪流下来。

回到监房之后，钮益惠再也控制不住了，他趴在床铺之上，身体抽搐着，眼泪很快浸湿了枕巾。从此之后，钮益惠就像变了一个人，他在监狱之中认真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并对以前犯下的罪行深深忏悔。

1983年春节刚过，钮益惠的生活与平常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就在一次大会上，钮益惠突然被宣布提前释放，重获新生。钮益惠后来回忆说：“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宣布被提前释放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从1950年被逮捕关押到1983年提前释放，三十三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48岁的钮益惠踏上了归程，他先是来到了北京大兴县（今大兴区）亦庄镇羊北村，找到了他的四哥（堂哥）钮益海。第二天，堂哥钮益海就带着钮益惠回到了老家通县张家湾垛子村。此时，这里已经隶属于北京了。

钮益惠感觉变化太大了，他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他家的房子还在，但是里面住的人已经不是他的家人了。钮益惠的母亲已经在期盼儿子回家的煎熬中早早病死了。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或许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而造成这种悲剧局面的，正是钮益惠自己。

后来，钮益惠当过装卸工、做过家具生意，他运气还算不错，很快就攒了一些钱。1987年，52岁的钮益惠经人介绍，与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结为了夫妻。两个孩子虽然不是自己亲生的，但是钮益惠待他们犹如亲生的一般。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钮益惠的一生也就这么过去了。然而，随着钮益惠越来越老，他的脾气也越来越执拗。正如钮益惠自己所言：“我老了，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但是我开始细想了，想起了我的父亲、我的哥哥，以及组长秦应麟。特别是组长秦应麟被执行枪决之前对我说的话——小九，如果你将来有机会到台湾，一定要替我们问一问，到底是谁派那个王永祥来给咱们送经费的，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嘛！”

1999年，64岁的钮益惠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去台湾，为自己、为父亲、为哥哥、为组长秦应麟讨个说法。钮益惠始终觉得，国民党欠他一笔债，他们家为了国民党，真可谓家破人亡，这笔债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算了。

钮益惠找亲戚朋友借了几万块钱，他从北京一路南下到了福建，然后坐上了一艘渔船。在海上漂了十多个小时之后，钮益惠于1999年12月28日登上了台湾岛。

根据钮益惠回忆，他辗转找到了已更名为“军情局”的保密局。在那里，有一个名叫胥继侥的人接待了他。钮益惠在陈述了自己的往事之后，提出了讨要生活补助的要求。不过，胥继侥却对他说：“你来也是白来，一分钱也拿不着，你还是快点回去吧。”后来，在钮益惠的软磨硬泡之下，胥继侥同意让他领取一点抚恤金，不过必须找一个有台湾身份证的人代领。

钮益惠认为，既然同意让自己领取抚恤金，那就说明他的“特务身份”被认可了。由于在台湾没有地方住，“单纯”的钮益惠就主动找警察帮助。结果，钮益惠被关进了监狱，他在监狱之中始终想不通：“我是军统特务的家属，我到台湾，应该是功臣，你们不仅不给生活补助，为什么还把我关起来。”

钮益惠在监狱足足待了十个月，然后于2000年9月28日被送回了大陆。在离开台湾之时，倔强的钮益惠已经盘算起了下一次行动，因为他要拿回承诺给他的抚恤金。

2001年2月24日，有了前一次的经验，钮益惠再次到达了台湾，继续讨要生活补助。这一次，钮益惠学聪明了，他先去找了当地的报社。一位记者热情地招待了钮益惠，对于这位记者来说，钮益惠无疑就是一个新闻爆点。

后来，经过报纸的宣传，钮益惠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两三个月之后，整日流落街头的钮益惠得到了答复——发给他一次性救济金3000美元。然而，钮益惠对此并不满意，他觉得这点钱太少了。后来，随着新闻热度的降低，身在台湾的钮益惠也就无人关注了。不久之后，钮益惠再次被送回到了大陆。

回到大陆之后，钮益惠不停地给“军情局”、“检察院”打电话，继续讨要生活补助，结果往往是被拒绝。慢慢地，钮益惠成了同村人眼里的“笑话”——不好好过日子的另类。有村民曾经当着钮益惠的面，还不客气地说：“你这是痴人说梦！”

有记者曾经采访钮益惠，问道：“你这一生过得坎坎坷坷，你怎么看待你自己？怎么看待你以前做的那些事，以及现在做的这些事？”钮益惠目光变得呆滞，然后长叹了一口气，说道：“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小丑！”

1950年4月，年仅15岁的钮益惠梦想着当英雄，他在父亲和哥哥的带领下，成为了“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的一员。此时，钮益惠虽然年纪小，但是他已经认为自己是军统特务了。六个月之后，“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被一网打击，钮益惠短暂的“军统特务”生涯宣告结束。

从此之后，钮益惠在监狱之中度过了三十三个春秋。48岁的时候，钮益惠获得了提前释放。是不甘心也罢，是哗众取宠也好，钮益惠始终梦想着去台湾讨要生活补助，但是屡遭拒绝。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就像是一个小丑一样。

如今，钮益惠依然健在，当地政府每月发放给他一千多元的生活费，以便他安度晚年。每当提起这些事，钮益惠都无不感慨地说道：“感谢党和政府，他们当年挽救了一个无知的我，现在又在照顾和帮助一个快要入土的我。没有党和政府的宽宏大量，我早就死了，我对当年犯下的间谍罪行深表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