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妓女回忆：老鸨有个习惯，每晚都要去房间敲地砖

1937年夏末的一个闷热夜晚，南京秦淮河畔的灯船还在唱曲，16岁的陆杏儿蜷在狭窄的小阁楼，透过破窗眼望着对岸。那天日军炮声刚停，城里混乱得像一口翻滚的锅，可妓院后堂依旧按时打更。更夫敲完梆，老鸨刘妈带着小茶壶晃进每个房间，木棍“咚咚”敲地砖的声音在夜色里格外刺耳——这是她每天的固定动作，谁也不知道她能敲出什么，但所有姑娘都跟惊弓之鸟一样屏住了呼吸。

陆杏儿来自安徽怀远，家里曾开过杂货铺。父亲沾上烟土，债台高筑，1931年腊月二十三那天把她带去县城典当行，三十两银子换来一张薄薄的身契。典当行老板转手送她进门大户人家当厨下丫头，没多久又被姨太太嫌弃赶走，从此一路被倒卖。她常说：“自己像一只旧皮球，谁嫌脏谁又接着踢。”

1934年，她被拐到南京汉中门外的“聚华园”。头三天便挨了利索的下马威——凉水泼身、烙铁逼跪。刘妈人不高，嗓门却尖，“在这里，规矩就是命”这句话她重复了无数遍。规矩之一：不得藏银。为了防范姑娘们在地砖下埋钱，刘妈摸索出那套敲砖术。她先用脚跟踩，每踩三块，换成竹棍敲两下；声音发闷就让打手铲砖。谁若被发现偷藏铜板，轻则两天不许吃饭，重则捆到柴房吊打。有人试过往房梁缝里塞小费，可第二天梁头被撬开，一点碎银都没留下。

秦淮的花面灯下，达官、洋行买办、军阀随从轮番来挑姑娘。陆杏儿第一次“接堂”时，才14岁。嫖客是个外省军火商，胡子刮得锃亮，边解腰带边咧嘴笑：“小东西，别抖。”她神经绷得像钢丝。第二天清晨，刘妈端来一碗发黑的中药说能“避子”。装不喝？没用，两名伙计捏鼻子灌下去。药汁苦得钻心，从喉咙一直辣到胃。

几位年长的姐妹常背地里盘算：“干满三年攒够钱，就赎身回乡。”可很快发现账根本对不上：一盏灯油、一件旗袍、一锅粥，全写进账本；客人赏钱却折半又折半。更狠的是“管账费”，名目繁多，赎金像风筝线越放越长。曾有个陕西姑娘用胭脂盒藏下二十块大洋，被逮后活活打残，丢到后巷任爬虫啃咬。自那以后，敲地砖的声音成为所有人梦里的丧钟。

1937年底，南京陷落。日军在长江边榴弹乱射，妓院门面被掀掉半边，但刘妈仍摆着算盘。战乱令客源骤减，姑娘们白天缝旗袍、晚上擦红灯笼，照样不得脱身。1943年日军宪兵队强征“慰安妇”，刘妈按人头上交六名少女。陆杏儿被列入名单，幸得一次高烧昏倒，才被暂时留下。那年冬天温度降到零下八度，她贴着破被单咬牙熬病，“天若再冷一点，也许死了就是解脱。”这是她后来写在笔记本上的原话。

1945年抗战结束，南京重归国民政府。城市刚苏醒，黑市鸦片、赌场、妓院却先热闹起来。刘妈重新粉刷门面，招牌写“留春馆”。她的敲砖习惯没有停，晚上九点准时响起“咚咚”。很多新兵蛋子喝完黄酒来寻欢，衣袋里塞的是法币，第二天已经贬值。姑娘们数着一叠叠废纸，根本换不到米面。有人像疯子一样撕钱撒空中，嘴里骂天骂地。

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城防线土崩瓦解。陆杏儿听到渡江炮声时，正蹲在灶房洗破衣。她悄悄跟旁边的湘妹子说了一句：“也许盼的就是这天。”湘妹子眼里闪过一丝光，然后又黯下去——谁都不敢信能不能活着走出去。

1951年1月，南京市公安局发布取缔娼妓行业的布告。行动开始那晚，警笛拉响，军警闯进“留春馆”，刘妈被戴上手铐拖走。陆杏儿站在门口，木棍敲地砖的声音头一次停了。她说：“安静得让我耳朵疼。”这句话完整记录在后来政府的口述调查稿里。

清查后，142名妓女送到市里接济医院体检。陆杏儿被确诊为严重营养不良、肝炎、梅毒早期，医生给的第一句话是：“活下来就行，别怕。”半年治疗，她长肉十斤，脸色开始泛红。康复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