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是怎样实现大权独揽的？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马上就采取了一系列稳定人心的措施，客观上的确是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但勃列日涅夫更核心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他的权力。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初期，通过一系列措施，确实是让苏联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国内局势也趋于稳定。这就意味着，勃列日涅夫开始具备采取措施提高他个人威望的条件了，他选择先从外交工作入手。

按照国际通用惯例，国家外交权力通常是由国家元首或州政府首脑行使，苏联也是如此，苏联的外交权力一般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波德戈尔内和部长会议主席（总理）柯西金行使。

执政初期，勃列日涅夫忙着巩固权力，不得不在外交上放手。等到国内局势趋于稳定之后，勃列日涅夫就腾出手来，先从外交入手，减弱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这一年正是1969年。

而1969年这个年份，对勃列日涅夫来说也是有利的：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经济问题严重，由坚决反共的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来收拾残局。在这一时期，英法两国也麻烦缠身。

这时，联邦德国新任总理勃兰特主动提出改善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外交关系，这刚好吻合了勃列涅夫的需要。此前苏联与中国关系恶化，与美国和日本关系也紧张，逼迫勃列日涅夫不得不从西面寻求外交突破，以改变苏联与西方国家普遍紧张的外交关系。

对勃兰特总理的眉目传情，勃列日涅夫立即作出回应，派出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具体负责与联邦德国进行谈判。葛罗米柯少年得志，34岁就担任苏联驻美国大使，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外交经验。

葛罗米柯曾经深得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赏识，1957年48岁就升任外交部长。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葛罗米柯对勃列日涅夫非常友好，因此，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外交工作很放心，放手由葛罗米柯去打理。

联邦德国与苏联经过了15轮谈判后，1970年8月， 总理勃兰特亲自来苏联签署了《莫斯科条约》，这个条约打破了两德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此后，西德陆续与多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交，1989年，两德实现统一。

这个条约也意味着西德结束与苏联的对抗，而与苏联握手言和，让苏联不用担心，一个统一的德国崛起会威胁苏联。由对德外交的胜利，勃列日涅夫开始确立自己在苏联外交上的主导权，以树立自己说一不二的领袖地位。

这一时期，外部环境也给苏联外交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英法美等西方大国这时候麻烦缠身，不希望继续加深与苏联的对抗。国内因柯西金总理领导的经济改革，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国防工业也取得空前成果，苏联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都呈上升趋势。

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勃列日涅夫底气十足地倡导和平，号召裁军。有意思的是，美国新总统尼克松上台后，他从思想上推行和平演变，争取民心。所以，他积极与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搞缓和，拉近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尼克松毫不掩饰他的目的，是要不断创造条件让社会主义国家增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机会，使得西方国家的政治自由、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向社会主义国家渗透，进而让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怀疑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

尼克松的这一招果然奏效，进入70年代后，叛逃的苏联官员和克格勃特工逐渐增多，其中甚至包括苏联籍联合国副秘书长舍甫琴科。1972年，尼克松开辟了对苏外交的缓和道路，5月访苏期间，尼克松与苏联先后签订了若干条约。

6月，勃列日涅夫回访美国，又在访问期间与美国签订了11项条约与协定，由此，两国裁军工作进程进入实质性阶段。从尼克松总统之后，美国的历任总统仍然把他从思想上推行和平演变的这一招奉为圭臬，对敌对国家频频发起颜色革命，这一手段沿用至今。

对勃列日涅夫来说，他以付出对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所未有的让步为代价，实现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没有实现的外交目标。可以说，这一时期苏联在外交方面的成就可圈可点，也收获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利益。

勃列日涅夫在外交上获得的成功，松动了国内“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领导体制——勃列日涅夫和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平起平坐。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继续压缩其他两个人的权力，让他一家独大：这就是当时的苏联，权力斗争压倒一切。

勃列日涅夫在外交上的强势介入和抢权，其实已经引起党内高层的诸多不满，其中反对意见最大的就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他开始和他的老部下谢列斯特联手，多次反对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政策。

在1971年3月，苏共二十四大召开之前，苏共中央政治局的11名委员中，有4人是1964年十月政变后新增的委员，这4人中就有3人都反对勃列日涅夫大权独揽，他们是谢列平、谢列斯特和马祖罗夫。在外交政策上，老是与勃列日涅夫唱反调。

所以，苏共二十四大上，勃列日涅夫增选了4名政治局委员，稀释政治局委员的话语权，以解决自己在政治局话语权不足，反对派力量强大的问题，这4名新增的政治局委员就包括坚决拥护勃列日涅夫的谢尔比茨基。

苏共二十四大上，谢列斯特竟然和勃列日涅夫当场杠上了，这让勃列日涅夫颇为难堪。1972年5月，谢列斯特又反对邀请尼克松访苏，甚至拒绝迎接已经根据安排要来基辅访问的尼克松。勃列日涅夫勃然大怒，很快就解除了谢列斯特担任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职务，安排他改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1973年4月，谢列斯特被免去政治局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正式退休。至此，勃列涅夫达到了削弱波德格尔内力量的目的。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也采取了两个办法，削弱总理柯西金的力量。一是在外交上树立自己的权威，削减柯西金作为总理的外交影响力。

二是借助新经济体制改革的负面效果，来打击柯西金一手推动的改革。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是通过物质利益刺激来调动企业管理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在宏观上取得了巨大经济成果，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就和中国北宋的王安石变法类似，出现了诸多偏差，这些偏差导致了许多负面效果。

这些负面效果最终导致国家、企业、工人和消费者对改革都不满意的糟糕结果，为勃列日涅夫终结这场改革找到了最好的借口。勃列日涅夫采取加强建立计划经济管理体系的办法，来取代柯西金总理推行的新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办法实质是扑灭了苏联的市场经济萌芽，继续把苏联经济封闭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僵死框架之内。

1973年3月，勃列日涅夫主导的《进一步完善工业管理的若干措施》出台，终结了柯西金总理推行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在4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还解除了柯西金的主要助手之一，时任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沃罗诺夫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就这样，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的影响迅速下降，苏联“三驾马车”领导体制被打破，勃列日涅夫开始大权独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