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平壤是一座精致的模型沙盘,那么顺玉一家就住在沙盘背面那些看不见的褶皱里。
他们的家在平壤市边缘的“卫星区”,这里的楼房比市中心矮两截,外墙的水泥因为缺乏维护而斑驳脱落。每天清晨五点,顺玉会准时被远处主体思想塔的广播唤醒,但那声音传到他们这里时,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像隔着一层厚重的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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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深秋,顺玉七岁的女儿恩熙开始咳嗽。
最初只是轻微的干咳,顺玉没太在意。平壤的秋天风沙大,孩子们咳嗽是常事。她给恩熙煮了姜茶,用家里最后一点蜂蜜调了味——那蜂蜜是她用三个月布票换来的,原本打算留到新年。
但一周后,恩熙的咳嗽变成了持续的低烧。孩子的脸颊烧得通红,那双总是好奇打量世界的眼睛失去了神采。
“得去医院。”丈夫哲洙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克制住的焦虑。
他们知道该去哪里——平壤妇产医院,那座外国人参观时必到的“橱窗医院”。洁白的大楼,先进的医疗设备(至少展示如此),墙上挂着金日成、金正日视察医院的大幅照片。国际媒体曾报道过这里,称之为“朝鲜医疗体系的明珠”。
清晨六点,顺玉抱着恩熙,哲洙提着装满生活用品的布袋,加入了医院外早已排起的长队。人群沉默而有序,每个人都紧紧攥着自己的医疗证——那是获得国家医疗保障的凭证,理论上,从挂号到手术都免费。
轮到他们时,窗口后的工作人员头也不抬:“医疗证。”
顺玉递过那本深红色的小册子。工作人员翻开,在某一页停留了几秒,然后用圆珠笔划了个记号。
“去三楼儿科,等叫号。”
这一等就是四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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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诊室的长椅上坐满了抱着孩子的母亲。恩熙在顺玉怀里昏睡,呼吸急促。旁边一位母亲低声说:“我孩子烧了三天了,昨天来排了一天队,只拿到几片退烧药。”
“医生怎么说?”
“说是感冒,但药吃了没用。”那位母亲的眼神空洞,“我怀疑是肺炎,但医生说没有仪器检查。”
终于叫到恩熙的名字。诊室里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医生,戴着洗得发白的口罩。她简单听了听恩熙的胸腔,看了看喉咙。
“支气管炎。”她诊断得很快,低头开始写处方,“去药房取药。”
“医生,需要拍片吗?孩子烧得很厉害……”
“不需要。”医生的语气不容置疑,“按处方吃药,多休息。”
处方上只有三种药:退烧药、止咳糖浆、维生素片。顺玉注意到,药量只够三天。
药房的队伍更长。当顺玉终于拿到那几盒药时,已经是下午三点。药盒上的生产日期是两年前,其中一盒的包装已经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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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电车上,恩熙醒了一次,小声说:“妈妈,我冷。”
顺玉紧紧抱着女儿,感受着孩子滚烫的体温。她望向车窗外,平壤的街道整洁有序,行人表情平静。一切都符合外界对这个国家医疗体系的想象——免费、普惠、有序。
但只有生活在其中的人知道,这种“免费”背后是另一种代价。
三天后,恩熙的病情没有好转,反而开始呼吸困难。
哲洙请了一天假——这意味着他那个月的全勤奖没了,但此刻已顾不上了。他们再次来到医院,这次直接去了急诊。急诊医生看了看,语气严肃了许多:“需要住院。”
住院部在医院的另一栋楼。这里的景象与门诊大楼截然不同:走廊昏暗,墙壁上的漆片剥落,空气中有霉味和消毒水混合的气味。病房里挤着八张病床,每张床上都躺着孩子,旁边是疲惫不堪的家长。
恩熙被安排在靠窗的床位。护士来输液时,顺玉注意到输液管上有细小的气泡,针头也不是一次性的——这在平壤的“橱窗医院”里是不可能出现的,外国人来参观时,展示的都是最先进的进口医疗器械。
“护士同志,这针头……”
“都是消毒过的。”护士简短地回答,动作麻利但略显粗鲁。
真正的问题出现在第二天。主治医生查房时,看了看恩熙的情况,对顺玉说:“孩子需要更好的抗生素,但医院现在缺货。”
“那怎么办?”
医生沉默了几秒,压低声音:“你可以去‘市场’看看。”
顺玉明白了。她听说过那个地方——不是政府运营的国营药店,而是隐藏在普通市场里的“地下药市”。那里能买到从中国走私进来的药,但价格是国营医院的几十倍,而且没有保障。
“哪些药?”顺玉问。
医生在纸上写了几个药名,迅速塞给她:“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哲洙当天下班后,去了平壤几个最大的综合市场。在卖蔬菜和日用品的摊位之间,他找到了那个隐秘的角落。一个中年女人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摆着几盒常见的感冒药,但当她看到哲洙四处张望的眼神时,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找什么?”
哲洙出示了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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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扫了一眼,点点头:“有,但贵。”她报出一个价格,相当于哲洙三个月的工资。
“能便宜点吗?我女儿病得很重……”
“都这个价。”女人面无表情,“要的话现在付钱,不要就走。”
哲洙摸了摸口袋里薄薄的一叠钞票——那是他们家全部的积蓄。他没有犹豫。
那天晚上,顺玉看着丈夫带回来的药:两盒进口抗生素,一小瓶止咳药,还有几支营养液。药盒上全是中文,没有任何朝鲜文说明。她按照医生暗示的剂量给恩熙服下,心中充满不安——如果药是假的呢?如果剂量错了呢?
但恩熙的呼吸似乎平稳了一些。这是十天来,孩子第一次睡了个整觉。
住院的第七天,顺玉在开水房遇到了隔壁床的母亲。那家的男孩得的是肺炎,已经住了两周。
“你们也买了外面的药?”那位母亲轻声问。
顺玉点点头。
“我们都一样。”女人苦笑道,“医院的药不够,也不好。我丈夫把自行车卖了,才凑够钱买药。”
“为什么不向单位求助?”
女人看了看四周,声音压得更低:“单位?我们纺织厂已经半年没发足额工资了。厂长说国家有困难,让我们克服。”
开水房的水龙头滴着水,每一声都敲在顺玉心上。她想起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朝鲜的免费医疗体系保障了所有人民的健康;平壤医院设备先进,达到国际水平;国家领导人时刻关心着人民的医疗需求……
那些都是真的,但只是部分真实。
就像平壤这座城市本身,展示给外人的是光鲜亮丽的主干道和纪念碑,而像顺玉家这样的“卫星区”,那些斑驳的楼房、短缺的物资、漫长的等待,都被小心翼翼地藏在参观路线之外。
恩熙住院的第十五天,病情终于开始好转。烧退了,咳嗽减轻了,脸上恢复了一点血色。主治医生查房时露出了一丝笑容:“再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那天下午,顺玉在走廊尽头的窗户边,看到了令她终身难忘的一幕:一辆豪华大巴停在医院主楼前,一群外国游客在朝鲜导游的带领下走进大楼。导游举着小旗子,用英语讲解着什么。游客们拿着相机,拍摄着洁白的走廊、崭新的设备、微笑着的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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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外国人参观的“橱窗医院”,与顺玉所在的这栋破旧住院楼,只隔着一个内部庭院,却像是两个世界。
一位护士匆匆走过,看到顺玉站在窗边,低声说:“别在这里看,回病房去。”
顺玉回到病房,恩熙正醒着,小声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快了,恩熙快了。”
“我想吃苹果。”
顺玉的心揪了一下。这个季节平壤几乎没有新鲜水果,就算有,价格也是天文数字。但她还是说:“好,等恩熙出院了,妈妈给你找苹果。”
出院那天,哲洙来接她们。医药费单显示总费用为零——朝鲜的免费医疗确实存在。但顺玉知道,他们为了那些医院没有提供的药,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亲戚一笔债。
走出医院大门时,阳光刺眼。恩熙紧紧拉着顺玉的手,孩子的力气还没有完全恢复。他们走过医院前的大道,路边宣传栏上贴着海报:“在伟大的党的关怀下,我国人民享有世界上最完善的医疗保障。”
哲洙看着那张海报,沉默了很久。
回到家,邻居大妈过来探望,带来了一小袋土豆:“听说恩熙出院了,真好。我孙子去年也得肺炎,在医院住了二十天……”
“也买了外面的药?”顺玉问。
大妈点点头,眼神里有一种所有经历过这些的家长都懂的神情:“不然能怎么办?”
那天晚上,顺玉给恩熙洗了澡,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孩子瘦了很多,肋骨一根根清晰可见。但至少,她活下来了。
夜深人静时,顺玉靠在丈夫肩头,轻声说:“我在想,那些没有钱买外面药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怎么办?”
哲洙没有回答。他只是紧紧握住妻子的手,望着窗外平壤稀疏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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