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冬天,蒋家最小的儿子蒋孝勇也没挺住,走了。
这时候,大伙儿才猛地发现一个吓人的账单。
这哥仨活了多大岁数?
一个五十四,一个四十六,还有一个四十八。
搁在普通老百姓家里,这事儿能让人哭瞎眼。
搁在曾经呼风唤雨的蒋家,这简直就是大厦忽喇喇似大厦倾。
坊间不少人嚼舌根,说是风水不好,或者是凑巧了,毕竟他们家确实有糖尿病的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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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是你耐着性子把这哥仨的履历翻一遍,就会明白,真正催命的符咒,不仅仅是写在DNA里的病。
这八年里的三口棺材,说白了,是三种截然不同的活法,在时代的大浪淘沙里被拍得粉碎。
顶着蒋介石长孙的帽子,他出生时手里的牌简直顺得不能再顺。
生在苏联冰天雪地里,长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眼皮子底下。
谁承想,这万千宠爱反倒成了他这辈子最大的劫数。
在蒋家那个深不见底的圈子里,只要爷爷奶奶还在喘气,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手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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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倒是想挥鞭子教训,手刚抬起来,妹妹蒋孝章就脚底抹油去搬神仙了。
在这种“金钟罩”底下长大的少爷,脑回路是歪的:捅了娄子?
没事,不用买单。
在台北念中学那会儿,书本对他来说就是催眠符,玩乐才是正经事。
大学门槛跨不进去,家里人合计了一番,把他塞进了凤山陆军军官学校。
当时家里打的算盘挺精:既然书读不进去,那就去部队滚一身泥,用铁的纪律磨磨那个少爷脾气,将来好歹能带兵打仗。
结果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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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军营,他还是那个横着走的“皇太孙”,谁的话也不听,甚至还要闹出点幺蛾子,最后硬生生被学校给退了。
没招了,只能往美国送。
到了加州伯克莱商业学校,地界儿是换了,可那股子劲儿一点没改。
因为开车违章,他在法庭上撒泼打滚,直接被关进去蹲了三天大牢。
这事儿一闹大,学位泡汤了,人也被美国佬赶了出来。
这一连串跟头栽下来,其实都在说明一件事:他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叫“负责任”。
回到台湾,脑门上顶着台电处长、党部主委的乌纱帽,骨子里还是那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主儿。
大夫苦口婆心地劝,说你有糖尿病底子,喝酒熬夜那是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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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这话当耳旁风。
凭啥听你的?
活了三十多年,他谁的话都没听过,不照样活得滋润?
可阎王爷办事,是不看蒋介石面子的。
脑子糊涂了,智商也退回去了。
打那以后,那个不可一世的公子哥没了,床上只躺着个废人。
1988年送别蒋经国的时候,他是被人架着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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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怕啥?
是怕父亲那双恨铁不成钢的眼睛,还是怕面对自己这稀烂的一辈子?
没过太久,喉癌晚期找上门。
老大算是练废了,众人的眼睛自然就盯上了老二蒋孝武。
跟大哥比起来,蒋孝武小时候那就是个“小透明”。
毕竟不是长孙,没人捧着,这反倒让他长出了一身野草般的狠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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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念得一塌糊涂,打架却是把好手。
扔进军校,他不操练,敢跟教官动手,烟酒不离手。
可等到大哥一倒下,蒋孝武觉得自己的春天来了。
他开始玩命表现,手伸进了情报圈子,接管了广播电台,还挤进了安全会议。
那几年,他的身价在政坛上一路飙升。
可就在他离那个最高的位置只差一步的时候,他走了一步臭棋,而且是能要命的臭棋。
1984年秋风起的时候,美国加州戴利城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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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书的华裔刘宜良(笔名江南)在自家车库里被人给崩了。
子弹正中眉心,人当场就凉了。
动手的,是台湾竹联帮那帮人:陈启礼、吴敦、董桂森。
为啥非要弄死江南?
因为他写了一本《蒋经国传》,抖落了不少见不得光的内幕,还扬言要写《吴国桢传》。
这在某些人眼里,那就是把天捅了个窟窿。
但这笔买卖,那个下令的人把账算劈叉了,而且是大错特错。
刘宜良不光是个码字的,他还是FBI的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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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地盘上,干掉一个美国公民外加情报线人,这直接踩了美国人的尾巴。
案子一发,美国那边炸了锅,外交压力像大山一样压过来。
竹联帮的人为了保命,把情报局长汪希苓给咬了出来。
而外面所有的风言风语,都把手指头戳向了当时管情报的蒋孝武。
虽说没抓着他直接下令的实锤,但只要沾上这个边,他的政治前途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蒋经国这会儿脑子异常清醒。
他在跟《时代》周刊聊天时把话撂得死死的:蒋家后人绝不接班。
紧接着,蒋孝武被发配到了新加坡,名头上是商务代表,说穿了就是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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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闷棍打得太狠了。
蒋孝武本来身子骨就不好,有糖尿病和高血脂,眼看接班无望,那股撑着的精气神散了,身体垮得像山崩。
1991年,就在他准备回台湾当华视董事长的前一天晚上,在陶陶餐厅吃饭时突然觉得不对劲。
到了后半夜,心脏不跳了。
四十六岁。
急性心脏衰竭。
如果说老大是死在溺爱里,老二就是死在狂妄上。
他想用江湖那一套来解政治的题,结果被政治反咬一口。
最后咱们说说老三,蒋孝勇。
他是三兄弟里脑瓜子最灵,也是活得最明白的一个。
生在上海,国民党撤退前夕。
蒋介石觉着亏欠他,疼得不行。
但他性子软乎,在长辈面前规规矩矩,没有那股纨绔子弟的痞气。
他也去过军校,可惜训练时把脚弄伤了,开了两刀,只能退学转去读台大。
这反倒成了他的福气。
他没在军队那个大染缸里越陷越深,而是转身跳进了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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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欣欣传播的老板,干过电工机械的老总。
他很早就琢磨透了一个理儿:在这个家里,沾政治,准没好果子吃。
1988年老爹一走,蒋孝勇选上了国民党中央委员。
外头都在猜,是不是老三要扛大旗了?
结果他干了一件让所有人跌眼镜的事:带着全家老小,移民加拿大。
他说:“蒋家的过去和近现代史绑得太紧,总得画个句号。”
这话讲得透彻。
他看懂了李登辉那个时代来了,看懂了蒋家的权势已经是昨日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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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着不走,要么被当成花瓶摆着,要么被当成靶子打。
走,是唯一的生路。
可惜,老天爷没打算放过他。
食道癌找上门了。
在日子不多的最后关头,蒋孝勇做了这辈子最后一个大决定:回大陆,回老家看看。
既然身上的病治不好了,那就去治治心里的病。
1996年夏天刚到,北京。
蒋孝勇端起一碗苦得掉渣的中药,叹了口气:“这药喝起来,有一股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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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头,他拖着病怏怏的身子,带着媳妇孩子,去了浙江奉化溪口。
那是爷爷和父亲念叨了一辈子的地方。
买票进门,跟个普通游客似的逛蒋氏故居。
在祖母王采玉的坟头前,他推开了想扶他的儿子,非要自己一步一步往上爬。
他说,这条路爷爷想走没走成,父亲想走也没走成,他得替长辈把这路走完。
那是蒋家第三代人,唯一一次脚踏实地踩在故土上的祭拜。
回到台湾后,他的身子骨立马就不行了。
1996年年底,因为心脏供血跟不上,人走了,才四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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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八年光景,蒋家三兄弟的大幕全拉上了。
回头再看这段往事,你会发现这不光是一个家族的倒霉史,更是一个权力山头在新旧交替时的雪崩。
蒋经国闭眼的时候,为啥没把位子传给儿子?
不是不想传,是没人可传。
这三个人,正好代表了权力是怎么把人毁掉的三种花样:
第一种是被权力惯坏了,连生存本能都退化了;
第二种是被权力迷住了眼,迷信暴力能解决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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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看透了权力,想逃,却还是被时代的洪流卷了进去。
所谓的“八年三殇”,表面看是病魔不讲情面,实际上是旧时代的特权阶层,在没了父辈遮风挡雨后,面对新时代产生的剧烈排异反应。
从这个角度看,1996年,才是“蒋家王朝”真正的剧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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