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把医疗行业比做一个国家，其碳排放量远超日本和加拿大

距离墨尔本福特斯克雷医院(Footscray Hospital)手术室仅几步之遥的一间储藏室，正悄然发起对医疗废弃物的反抗。金属架子上，一捆捆手术服与手术单码放得整齐有序——部分是浅蓝色的一次性塑料制品，其余则由经久耐用的可水洗面料制成。

其中的差异看似细微，可在重症监护医生兼麻醉师福布斯·麦凯恩(Forbes McGain)眼中，那堆可水洗织物所传递的信号，正是医院敢于对抗医疗领域中一次性用品泛滥浪潮的决心。

医院里的变革并非仅此一处。隔壁的消毒室内，机器运转声不绝于耳，一派忙碌景象。身着藏青色手术服、头戴发套的工作人员，或在冲洗托盘，或在重新组装手术器械包，或将一捆捆亚麻织物送入一整排的消毒机内。绿色和黄色的医用塑料碗堆叠在推车上，静待清洗、包装后重新投入使用。

“多数医院根本不会有这样的设置，”麦凯恩朝着一捆捆可重复使用的织物点头说道，“这些东西只会被随手丢弃。”

医院堪称资源消耗大户，内部充斥着一次性塑料、一次性设备与高能耗的机器。更令人意外的是，它们还是麻醉剂这类温室气体的重要排放源。

在澳大利亚，医院排放量约占全国总排放量的7%；美国医疗行业的温室气体污染占比高达8.5%。放眼全球，若将医疗行业视作一个国家，其排放量可位列世界第五，远超日本与加拿大。

这让麦凯恩这样的临床医生陷入了悖论核心：本以拯救生命为天职的行业，如今竟成了全球污染最严重的行业之一，而要戒除医疗领域对一次性用品的依赖，绝非易事。

风险正不断升级。全球变暖助推疾病高发，从中暑、心脏病发作到蚊媒传染病，各类病症接连受其影响；与此同时，本就不堪重负的医疗服务体系，还在承受新的压力。这使得医院一边加剧着气候变化，一边又身处受其冲击的最前沿。而面临威胁的，不仅是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更是医疗体系自身的长期抗风险能力。

气候医学

麦凯恩成为医疗领域的气候变革者，实属偶然。起初只是围绕减废提出的几条建议，后来逐渐发展成博士论文，最终还让他获得了墨尔本大学医疗可持续发展副院长的职位。在重症监护室轮班的间隙，他正牵头推动用可水洗替代品取代一次性手术服、手术单与托盘——并以实际成效证明，这种做法既能减少碳排放，又能降低成本。

“我们曾打算改用一次性用品，只因所有人都称这样能省钱，”他坦言，“可事实并非如此——更让我忧心的是，这些说法的提出，完全没有科学依据支撑。”

福布斯·麦凯恩医生

仅举一例：他的团队开展的工时与动作研究显示，即便支付了工作人员清洗、消毒设备的费用，一次性用品的成本依旧更高。

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改变医院的运营模式，更意味着要颠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市场：仅全球医用塑料行业，到2030年的规模就有望突破870亿美元。数十年来，制造商始终将“一次性使用”与“安全”画上等号——正是这一论调，构建起了以化石燃料和一次性产品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若是生产一次性用品的企业，自然会想方设法多卖产品。”麦凯恩说道。

麦凯恩对医疗行业物质足迹的认知，始于他成长的西澳大利亚州金矿小镇卡尔古利(Kalgoorlie)。父亲身为地质学家，毕生钻研从地壳中开采资源的技艺，这份职业潜移默化间埋下了思考的种子。“正是这一切，让我开始探寻物品的来龙去脉——它们从何处诞生，又历经怎样的旅程才抵达我们面前，”他说道。譬如在澳大利亚开采的矿石，或许会远渡重洋到中国冶炼，再辗转到巴基斯坦或德国加工成一次性医疗工具，最终运回澳大利亚，却仅使用一次便被丢弃。

“这样的生命周期实在离谱，”他评价道，“这是一种严重缺乏可持续性的线性非循环模式。”

疫情的警醒

新冠疫情迫使全世界直面医疗废弃物生产与管理体系的脆弱性。个人防护装备使用量激增，不仅暴露了废弃物处理能力的短板，也让人们对一次性用品的长期可持续性产生了质疑。

疫情最严峻时，麦凯恩所在的医院集团一年内就丢弃了逾100万件手术服。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截至2021年11月，全球新冠疫苗接种产生的注射器与针头废弃物约达14.4万吨，而检测试剂盒则产生了73.1万升的化学废弃物。

医院对一次性用品的严重依赖，始于二战后塑料制品价格下降之时。20世纪80年代，鉴于人们对艾滋病(HIV)的恐慌，以及制造商大力鼓吹一次性用品更安全的营销手段，这种依赖趋势愈发根深蒂固。

美国医疗机构每年产生的废弃物约达590万吨，其中近30%为塑料制品。重症监护室同样延续了这一趋势，一次性用品在其废弃物总量中占比达三分之一。

现代医学领域，大量一次性塑料、纸张、纸板、玻璃与金属制品被广泛使用

如今，医疗废弃物问题已根深蒂固且日益加剧，但相关应对政策却严重匮乏，美国的情况尤为突出。2025年1月，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令取消“环境正义”项目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随即解散了其气候变化与健康公平办公室。

“医疗机构本应起到引领作用，而非加重疾病负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阿达诺姆·格布雷耶苏斯(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减少医疗废弃物必须成为一种核心理念，贯穿于医疗保健的各个环节，包括规划、资金保障、物资采购与服务交付。因此，这是每个人的责任——无论是卫生部长、医院管理者、医护人员、保洁人员，还是患者自身。”

医院能够且已经在推动系统性变革。

部分医院聚焦基础设施改造——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正逐步淘汰燃煤与燃油锅炉，转而采用电热泵。另有医院凭借自身市场影响力推进变革，例如美国凯撒医疗集团(Kaiser Permanente)，通过转向可再生能源供电并调整物资采购方式，于2020年成为美国首个宣布实现碳中和的大型医院网络。

在日常临床实践中，变革也在自下而上地逐步推进。

诊疗一线的变革

医生在病床前的决策，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耶鲁大学医疗环境可持续性项目主任乔迪·谢尔曼(Jodi Sherman)指出，医疗行业的真正变革，取决于临床医生对药品、器械及诊断工具的使用方式。

在2024年的一项研究中，麦凯恩及其团队发现，即便是同一种手术，废弃物的产生量也会因外科医生的选择而大相径庭——比如选用一次性还是可重复使用的手术服或手术碗。以膝关节置换手术为例，不同医生术后丢弃的一次性塑料与聚氯乙烯(PVC)制品数量可能相差一倍；而在不锈钢器械的使用上，差异更为显著：不同医生对一次性不锈钢器械的依赖程度，竟相差10倍。

他的团队始终推动使用可重复使用的手术服、手术单与氧气管；与制造商合作，将聚氯乙烯(PVC)静脉输液袋及氧气面罩回收加工为农用管道；同时还深入研究医院日常运营中的各类选择如何催生废弃物。

麦凯恩的研究已推动国家政策调整：曾经需每日更换的呼吸机管路，如今改为每周更换，废弃物减少80%。其他地区的变革成效同样显著。对英国某医院的模拟分析显示，改用可重复使用手术服后，每年可减少约100吨碳排放、减少20吨废弃物、节约500立方米水资源，同时还能节省10万英镑（约合13.5万美元）。

然而，变革的推进仍有局限。可重复使用的呼吸机管路正逐渐退出市场。“如今要获取这类产品愈发困难，因为制造商已经停产，”麦凯恩无奈表示。

内部阻碍

无数低风险、高效益的变革，仍屡屡受阻——而受阻的原因，往往与患者护理毫无关联。

麦凯恩曾遭遇过一次最令他懊恼的挫折：他推动新建的福特斯克雷医院不采用燃气供暖，这一方案虽获得医院管理层支持，最终却遭否决。大型承包商与服务提供商往往对长期沿用的燃气基础设施存在偏好，这导致全电力驱动的医院建设推进难度极大。

尽管如此，这座定于2026年初开业的新医院，将融入多项重要的节能设计。例如，手术室的通风系统仅在使用时才切换至高空气交换率模式；此外，它还将成为澳大利亚首家不使用管道输送一氧化二氮的医院——一氧化二氮作为一种麻醉气体，其温室效应潜力约为二氧化碳的300倍。未来，医院将改用其他麻醉剂，或在必要时使用小型便携式气瓶。

麦凯恩认为，这类局部性进展既印证了医疗行业脱碳的可行性，也暴露了这一过程中潜藏的政策阻力。

此后，该州政府宣布，另一座新建医疗机构——梅尔顿医院(Melton Hospital)将全面采用电力驱动。在麦凯恩看来，这既是一场胜利，也表明他的努力正在见效，尽管医疗体系变革的速度尚未达到他的期望。“坚持与韧性，是我工作中最重要的品质，”他如此说道。

年轻一代医生也愈发重视可持续发展议题，部分医疗体系已开始将环境目标融入临床实践与资质认证体系之中。

作为欧洲规模最大雇主的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如今要求主要供应商公开碳足迹，并承诺到2045年实现净零排放。瑞典则在试点循环供应链，优先对医疗工具进行重复使用、维修与回收，而非将其送往垃圾填埋场。

数据工具

数据也在为变革注入动力。多年来，医疗行业始终缺乏能让临床医生直观了解环境影响的量化指标，如今这一局面正逐步改变。

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已测算出麻醉气体及手术室操作流程的碳足迹。在澳大利亚，麦凯恩的团队正与工程师及感染科专家合作，分析从静脉输液管到注射器等数百种常用医疗用品对排放产生的影响。

在澳大利亚国家卫生研究基金的支持下，麦凯恩团队正在研发相关工具，未来有望为医生提供其医疗行为对环境影响的实时数据——这与当前医院追踪临床医生抗生素使用情况的模式颇为相似。

对麦凯恩而言，在重症监护室查房与大学授课的间隙，这项变革工作从未停歇。他还试图用医院管理者能理解的方式进行沟通：“我很快意识到，若无法带来经济收益——至少不能造成亏损，一切变革都无从谈起。比起碳排放量或环境问题，经济效益的说服力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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