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王水雄：内地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　专家建议重建中华生育文化

王水雄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内地人口总量有所减少，老龄化进程加速。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5.63‰。专家认为，除通过政策手段在物质层面上让国人“愿意生、养得起”外，还需要通过精神文明建设，从文化根基上唤醒生育的社会价值和群体意愿。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人口（31个省区市和现役军人，不包括居住在内地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0489万人（约14.05亿），比上年末减少33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5.63‰；死亡人口113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8.0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

“近年来，党和政府从上到下，已经意识到新生人口骤降可能引发的严峻后果。”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王水雄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多地已密集出台多项举措应对生育水平骤降问题，核心指向是通过降低生育、养育成本实现生育基本零经济负担，甚至带来一定的财富和荣誉收益，进而试图稳定新生人口规模。

王水雄表示，从各地推出空前力度的现金生育补贴，到优化产假制度、扩容托育服务体系，一系列政策均围绕降低生育的直接与间接成本展开布局。但生育率持续走低的根源，并非单纯的生育、教育成本攀升带来的“生不起、养不起”问题，若生育支持政策仅聚焦经济维度的理性考量与成本核算，难以形成推动生育意愿提升的核心动因。

“即便诸如生育金融、生育保险制度的完善，或是覆盖孩子1至18岁的贴息生育贷款，乃至引导初婚初育年龄回归生理健康区间等建议，其落地与生效，本质上都绕不开生育文化的深层支撑。而生育文化的断层，实则有着深刻的历史发展脉络。”王水雄说。

谈及中国生育文化的变迁，王水雄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内城乡分别依托单位制与农村人民公社制，承接了传统农村宗法社会中人口生产的核心功能。但这种模式因对社会事务的全面包揽，最终造成人口规模的过度膨胀，也使得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失衡，带来物质生产的相对滞后。改革开放后，叠加人口生育政策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再加之社会个体化发展、家庭结构小型化的趋势，传统生育文化出现了根本性断裂，原有的生育观念与社会支撑体系难以接续，这也成为当下生育意愿低迷的重要深层原因。当前生育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遏制新生人口规模的过快萎缩，而生育文化的重塑并非朝夕之功，需要兼顾应急举措与长期的系统性建设。

王水雄分析指出，当下可率先推进的务实行动，除限时重奖新生人口的生育之外，是倡导并推动家谱、族谱的重修与电子化建设，推行“族谱电子化工程”。伴随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传统传宗接代的文化已荡然无存，或面临挑战，国家可统筹专项资金对家谱、族谱的电子化重修予以支持。这一举措的背后，是对社会发展本质的深层认知：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行，从来不止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更离不开家族纽带、代际传承等文化内核的维系与滋养。

他最后指出，而从长远来看，生育文化的重建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国家亟需从顶层设计层面发力，以类似传统宗祠凝聚家族、维系代际、传递生育与传承观念的内核与功能，承担起生育文化重塑与社会纽带联结的核心作用，从文化根基上唤醒生育的社会价值和群体意愿，实现人口生产（投资于人）与物质生产（投资于物）的良性协调发展。

文章来源：大公文汇网

微信编辑：张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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