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在日本的译介和影响（诸葛蔚东 张馨文）

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前，日本情报机构在内部译介了许多斯诺的中国之行作品。《红星照耀中国》中英文版面世后，日本的国际形象受到冲击，日本当局极力控制此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但史料显示，日本学界和媒体已经第一时间关注、译介此书，后期尽管有政治上的压力，仍有一批心系中国进步革命的群体努力推动这本书的传播。战后，《红星照耀中国》经历一波三折得以公开翻译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读者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认知。

一、日本情报机构秘密关注斯诺的延安之行

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以数字扫描件的形式提供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保管的日本与亚洲相关的档案史料，时间跨度从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近年来，日本公开了一批二战前后政府、军方、情报部门搜集的情报，包括当时内阁情报部“极密”等级的情报、外务省情报部的“各国新闻论调概要”、日方驻上海总领事向外务大臣发送的电报等。

舆论宣传是无硝烟战区。根据日方公开的外交情报秘密档案，日方十分重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日方认为宣传在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1936年日本参谋本部的情报资料“支那时局报”第21号《西安事变前的陕甘共产军》一文指出“共产党军队善于政治宣传”，“宣传是中共最大的武器。无论处于何种情况下，无论在于何等偏僻之地，均经常对无知者实施宣传。其印刷物精美，墙报字句运用巧妙，善于捕捉群众心理”。日本深知中共善于政治宣传，所以尤其注重收集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相关史料。

日方不仅关注中共自身的宣传战略和队伍，还包括在华外国群体，特别是对华友好人士、国际共产党组织的动态。因此，像斯诺这样来自西方社会的进步力量，只身前往苏区采访后，很快受到日本重点关注。

实际上，抗战期间斯诺的新闻报道活动也成为中共对外传播工作的一环，斯诺能顺利完成在陕北的采访，也得益于中共的精心安排，尤其是宋庆龄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6年6月，斯诺在延安

1936年10月底，斯诺结束在苏区的采访后秘密返回北平，开始整理采访笔记。11月12日，距斯诺返回北京不到两周，他的《毛泽东访问记》在《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上陆续刊出。同时，斯诺还参加和召集了各种形式的报告会，介绍他的苏区之行。

日本的情报系统内部刊物很快记录了有关斯诺之行的相关报道。如1937年2月，《支那情报》（第2卷4号）刊登了《斯诺西北苏区考察报告》。1937年12月，《情报部资料》（531号）收录了斯诺的《中国共产党的西迁》一文。

1937年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会，斯诺以《红党与西北》为题做了报告。后来，这份报告在上海《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上发表。1937年3月24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河相达夫发给外务大臣佐藤尚武一封名为《埃德加·斯诺发表考察西北“苏区”记》的电文，汇报了斯诺在《大美晚报》上发表的《红党与西北》，并附上全文译文：“伦敦《每日先驱论坛报》驻北平远东特派员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4月上旬对陕西甘肃等进行了近四个月的考察，并会见了毛泽东。其后斯诺在北平协和教堂做了关于考察红军苏区的讲演，讲演稿刊登在上海的《大美晚报》上，现将全文译出以供参考。”

这些内部情报电文说明，日方一直关注斯诺在苏区的采访。1937年4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于北平以上海丁丑编译社名义秘密出版发行，其中收录了《红党与西北》。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英国戈兰茨出版社付梓，斯诺在序言中说，《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是英文版出版之前的译本，证明了《红党与西北》是《红星照耀中国》的部分内容。这反映出日本从这本著作成形的阶段就已经介入观察。

斯诺：《毛泽东印象记》

1938年2月9日—26日，作为战时动员的一环，日本内阁情报部在东京举办了《思想战展览》，其中在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对日宣传进行介绍时，展示了由进步图书馆出版发行的《毛泽东印象记》。该书是斯诺采访毛泽东手记的中文译本，斯诺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已成为中国革命的生力军，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从这次展览展示的出版物也可以看到日方对斯诺新闻实践活动的定位和认知。

1938年2月，《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以《西行漫记》的书名在上海出版刊行，立刻引起了日本情报机构满铁调查部的关注，其主办的《满铁调查报告》认为本书“反映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最新动态”，给予高度重视。

1940年，日森虎雄译出了《红星照耀中国》。日森虎雄是一位研究中国共产党问题的专家，战前曾在上海编辑出版情报杂志《中国资料月刊》。根据后来公开的史料可知，日森翻译《红星照耀中国》是受了日本陆军影佐祯昭领导的情报机关委托。日森的译本是日军当时研究战争的重要参考资料，要求“不宜向外部公开，注意保存”，书籍封面也印有“机密”两字，据此可见，当时日本已经把中共当作重要对手之一，也把这部著作视为“禁书”。

二、日本民间积极译介斯诺作品

《红星照耀中国》即将成书之前，日本就有媒体将斯诺西北之行和有关作品进行了译介。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研究，早在1937年1月，日文杂志《上海》（965号）和《画刊》（第2卷2号）就译介了斯诺1936年11月发表于《密勒氏评论报》的《毛泽东访谈：中国应选择的道路》。1937年3月，《上海》（967号）对1937年2月《大美晚报》发表的《斯诺西北苏区考察报告》做了编译。1937年6月，《改造》杂志也对《毛泽东访谈：中国应选择的道路》进行了介绍，该杂志的11月号发表了翻译自1937年7月号《亚洲》（Asian）杂志上斯诺所写的《毛泽东自传》。此外，《世界知识》《日本与世界》《外国报刊》《中央公论》等杂志也刊文介绍斯诺的西北之行。

《红星照耀中国》成书后，1938年8月，日本《书香》杂志刊登了武藤洁的《关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文章称：“近期在上海租界任何一家书店的抢眼之处都可以看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弗雷达·阿特丽(Freda Utley)的《泥足巨人：日本》。” 斯诺和阿特丽都对中国抗日持同情态度，都在关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共合作，同时聚焦日本的经济问题和国力问题。

武藤认为，两位作者在非日本占领区很受欢迎，对此不可掉以轻心。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意义首先让人们了解到红军在离开江西到陕北这段时间的经历和发展，其次是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情况。中共在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队和东北军的冲突，以实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战略方针。武藤还特别提到了张学良对埃德加·斯诺的西北之行给予的便利，指出阻止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方针实施对日本取得战争的胜利的重要性。

在民间，不少日本思想进步人士也第一时间注意到了《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的著名学者河上肇阅读了《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原著，为中国发生的革命深深感动。他认识到，红军经历过严峻的考验，是一支历史上罕见的、伟大的军队。他十分认同斯诺的观点，即中国千万青年已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思潮带来的动力不可摧毁，中国的革命运动一定会继续发展并终将获得胜利。

河上肇将自己的阅读体会分享给当时日本学术界志同道合的学者，向他们推荐该书，如著名经济学家堀江邑一，著名汉学家、时任京都大学文学系主任小岛祐马等。值得一提的是，小岛祐马后来成为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著有《中国的革命思想》《世界共产党》等书，他在冷战时期十分看重中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抗争局势下所处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共产国际所宣传的世界革命是不可忽视的社会运动，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一环，中国的社会变更不仅给日本带来了影响，还会推动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迅猛发展。

由于日本当局采取对进步思想文化的压制和防范措施，虽然有媒体介绍斯诺西北之行和其著作，但《红星照耀中国》难以在日本得以翻译出版，在战争期间，日本始终没有全译本。1946年，斯诺在为《红星照耀中国》日文版撰写的序言中证实，日本杂志《中央公论》曾在1937年11—12月连载过宇佐美诚次郎翻译的该书部分章节，但由于遇到查禁未能继续发表。1938年8—9月，《日本读书协会会报》以连载的形式翻译和介绍了《红星照耀中国》，对原著每个章节都有涉及，但特意加了“编者按”，称斯诺是反日新闻记者，不能将《红星照耀中国》看作对共产党的礼赞记。

总体而言，在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为了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社会上反战思潮的蔓延，并积极应对中国抗日舆论斗争，对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出版物都严加取缔，《红星照耀中国》全书自然没有得到公开翻译和出版，但其英文版和中文版在日本学界进步群体之间已经有一定流传度，进步人士纷纷从不同角度和渠道小范围翻译、了解了这部作品。

三、进入主流出版发行渠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战败投降。1945年9月24日，驻日占领军向日本政府发出了《关于将新闻界与政府分离开来的指令》，一度带来了新闻报道的自由化。如在战争期间被迫关闭的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赤旗》也于1945年4月20日得以复刊。

《红星照耀中国》日文版（上卷），宇佐美诚次郎, 杉本俊朗译，永美書房，1946年

宇佐美诚次郎和杉本俊朗两人在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就开始从事《红星照耀中国》的翻译，并参照了该书的中文译本《西行漫记》。1946年12月，日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上卷由东京永美书房推出。当时，国民党在国际社会上对中共的信息进行了彻底的封锁，外部世界无法获得中共的信息。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则填补了这一空白。《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随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著名中国问题研究者岩村三千夫在1947年5月号的《历史评论》中发表了关于该书的书评。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不愿看到中国革命势力的日益壮大和中共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的美军占领当局十分重视该书的社会影响，对书评做了严格的审查和删节处理。被删除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只有残存的‘匪贼’，共产党是靠不住的。岩村认为全世界大多数的民众都被这种‘报道’欺骗了。当时日本的报纸之类偶尔报道‘朱毛’这帮‘ 匪贼’的活动，一般读者几乎都不知道朱德和毛泽东这两个领导人的姓名”，以及“国民党在宣传攻占瑞金的同时，报道了苏维埃政府的消亡，夸耀解决了中共问题。当时在即使不相信这些报道的人们中间，也完全无从知晓中共为何要把根据地转移到西北，转移到西北后中共的实力如何。而且，即使对中共提倡的抗日统一战线有所闻，也无从知晓该政策的执行情况”。

尽管美国占领军对书评做了大量的审查和删减，单从书评中可以看到，《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极大帮助日本社会获取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真实信息和发展状况。

不幸的是，1940年代后期，朝鲜战争一触即发，占领当局美方迅速改变了媒体改革政策，开始加强舆论管控，把媒体变成了推行占领政策的工具。

大量进步媒体特别是与共产党有关的新闻机构又成为打压目标。《红星照耀中国》下卷因此没能出版，只以“中国文艺爱好会”名义作为“非卖品”，以向会员发放的方式在社会上低调传播。

《红星照耀中国》日文版（下卷），宇佐美诚次郎译，中国文艺爱好会面向会员印发，非公开出版，发行时间不详

1952年，美国宣布结束对日本军事占领，日本的“主权”得以恢复。同年7月，日本东京筑摩书房出版了宇佐美诚次郎翻译的全译本新版《红星照耀中国》。

对在战后一度处于美军占领之下的日本读者来说，《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传播还有新的寓意。宇佐美诚次郎在《译后记》中写道：“通读全书，让人感到诧异的是这部著作虽成书于战前，但准确预测到了中国当今的现实。深信本书作为生动描述中国民众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经典，定会让追求和平和独立的当今日本国民倍感亲切并得到丰富的启示。”

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读者把新版《红星照耀中国》当作了解新中国的一把钥匙。《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后日本人对中国认知的著作。不少人受到本书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有了全新的认识。

《红星照耀中国》，松冈洋子译，筑摩学艺文库

1972年9月，中日恢复邦交，日本兴起的“中国热”进一步引发了人们阅读《红星照耀中国》的热情，很多日本读者试图通过《红星照耀中国》来解读新中国，尤其是中国社会变革的理论和实践。1972年12月，筑摩书房出版了七卷本的《埃德加·斯诺著作集》，其中一卷是松冈洋子根据英文增补修订版翻译的《红星照耀中国（增补改订版）》。1975年12月，经过修改后的《红星照耀中国》定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增补最终版）》，列入“筑摩丛书”出版了单行本。1995年4月，该书又被收入“筑摩学艺文库”，出版了小开本的《红星照耀中国》(上、下)。如今，《红星照耀中国》在日本已进入中国主题出版物的必读书目。

《红星照耀中国》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