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托孤重臣到流放自尽：长孙无忌的盛衰之路，儿女被迫终身为奴

649年7月9日，长安的空气里掺杂着一丝躁动。51岁的李世民躺床上，气息都快没了。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紧急召见了李治和其他二人——长孙无忌与褚遂良。

李世民吃力地抓住褚遂良的手臂，目光却投向一旁的长孙无忌：“无忌是对我最忠诚的人之一，我能现在，大半是他的助力。我死后，你一定要保护好他，别让小人害了他。”

这场景令人动容。谁能想到，仅仅六年后，正是这位被托付要“保护好”的长孙无忌，会被李世民的儿子李治流放至偏远黔州（今重庆彭水），最终自我了断？而他的子女，更是被奴役。

长孙无忌的人生起点并不平坦。他来自于前朝一个显赫家族，他爹是前朝名将。然而609年，父亲去世后，年仅十几岁的长孙无忌和妹妹长孙氏、母亲一起被同父异母的哥哥长孙安业赶出家门，只能寄居在舅舅高士廉家中。

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长孙无忌的性格。史书记载他“性通悟，博涉书史”，但同时也形成了深沉谨慎、不轻易表露情感的个性。在乱世中，这种性格反而成为一种优势。

617年，李渊起事了，干起了“革命”。年仅18岁的李世民登上舞台角。在高士廉的安排下，长孙无忌的妹妹嫁给了李世民，这桩关系将长孙与二凤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

在随后平定各方的战争中，长孙无忌钉李世民左右。618年唐朝建立时，他仅21岁就被封为上党县公。然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唐朝内部的权力斗争逐渐白热化。

公元626年，大唐开国第九年，国都里并不平静。建成与世民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当时李世民面临的情况极为严峻：父亲李渊明显偏向老大，自己的兵权被逐步削弱，支持者也被调离关键岗位。

更致命的是，建成想顺手刺杀世民。面对你死我活，李世民却犹豫不决——他不想背负“弑兄杀弟”的骂名。

据《资治通鉴》记载，在决策前的几次密谈中，长孙无忌的态度最为坚决。他对李世民说：“大王现在不决断，我长孙无忌就只能离开了。”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是以辞官相逼。

最终，在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坚持下，李世民于626年7月2日来了场杀局，砍死了两个对头，两个月自己登上宝座了。

在这场左右唐朝命运的搏杀中，长孙无忌坐上了“功臣第一”的宝座，赏赐络绎不绝。对于一个年仅33岁的人来说，这已是位极人臣。

李世民即位初期，政局并不稳固。627年，原李建成的亲信、幽州都督罗艺起兵反叛。长孙无忌被任命为行军总管，仅用数日就平定叛乱，展示了他不仅有谋略，也有军事才能。

在随后的二十多年中，长孙无忌的仕途一路高升：627年任尚书右仆射（相当于副宰相），628年改任开府仪同三司，633年任司空，635年知门下、尚书省事，643年授太子太师。

值得注意的是，李世民曾收到密奏，指控长孙无忌“权宠过盛”。但李世民不仅没有怀疑，反而将奏章拿给长孙无忌看，公开表示：“朕有今天，多亏无忌之力。朕的儿子们都还小，将来还要依靠他。”

这种信任在642年的太子废立事件中达到顶峰。当时李承乾已经下台了，李世民在候选人上拿不准主意。长孙无忌力主立李治，尽管李治当时只有15岁，性格较为懦弱。

李世民曾考虑过更年长、更有才能的吴王李恪，但长孙无忌愣不同意。李世民半开玩笑地问：“你反对李恪，难不成是基于舅甥这层关系？”这句话无意中道破了长孙无忌的真实考量——作为李治的亲舅舅，他的权力与李治的皇位直接挂钩。

649年7月10日，李世民病逝于含风殿，年仅21岁的李治上台。根据遗诏，长孙无忌掌握朝政大权。

在最初的五年里（649-654），长孙无忌的权势达到顶峰。李治对这个亲人百依百顺，甚至有官员举报长孙无忌时，李治直接下令将诬告者处斩。

正是这种绝对的权力，让长孙无忌开始犯下致命错误。653年，他抓着房遗爱那事，规模化的铲掉政敌和不顺眼的人。李恪、李道宗等将佐被稀里糊涂弄死了。据统计，此案中受牵连被杀的皇室成员和高官超过十人。

李恪咽气前咒骂：“长孙无忌弄国，杀良杀贤，他日必被灭族！”这句话如同预言。

公元654年，一场改变所有人命运的后宫之争爆发了。李治一直在打皇后的主意，想换下人。这场看似简单的后宫更替，实际是一场权力洗牌。

李治首先亲自到长孙无忌府中拜访，送去十年金银宝器。但长孙无忌收下礼物后，对废立皇后之事却“顾左右而言他”。

接着，李治召集四位重臣入宫商议。褚遂良态度就是不同意，甚至以辞官相威胁。长孙无忌虽然没有那么激烈，但也明确表示反对。

关键转折点出现在李勣身上。当李治私下询问这位军功卓著的老将时，李勣只说了一句：“自己家的事，自己定不就行了？”这句话给了李治底气。

655年10月，李治非要把武则天扶到正位上。三个月后，褚遂良被打发出去当了个都督，这是长孙无忌集团崩溃的开始。

武则天成为皇后后，开始有计划地清除长孙无忌的势力。659年4月，借口来了。李奉节站出来要举报，他举报的对象是韦季方、李巢拉帮结派。案件审理中，许敬宗（武则天亲信）指控长孙无忌是幕后主使。

值得注意的是，指控证据极为薄弱。但政治斗争往往不需要铁证。当许敬宗的奏章送到李治面前时，这位曾经对舅舅言听计从的皇帝，反应令人玩味。

史书记载，李治先是“惊讶”，然后说：“舅舅被小人离间，或许产生了些小误会，何至于要反了？”许敬宗回答：“臣仔细审查，长孙无忌谋反迹象已很明显，陛下还有疑虑，恐怕不是社稷之福。”

他不再让许敬宗继续说下去，也不再亲自审问长孙无忌。

这个反应耐人寻味。表面上悲痛，实际上已经默许了对长孙无忌的处理。

659年4月，判决下达：长孙无忌削去一切官职封邑，流放黔州（今重庆彭水），其子长孙冲等被赶到了岭南，抄家也是理所当然。更残酷的是，他的子女被判“终身为奴”，这在唐代是对高级官员极其罕见的惩罚。

从长安到黔州，直线距离超过1000公里。当时56岁的长孙无忌要走完这段路，至少需要两个月。黔州在当时是真正的“蛮荒之地”，气候湿热，瘴气弥漫，是唐代流放重犯的常见地点。

长孙无忌抵达黔州后，住在简陋的安置房中。表面上看，他还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政治斗争从不给失败者喘息的机会。

仅仅三个月后，659年7月，许敬宗派中书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复审案件”。袁公瑜到达后，直接“逼令”长孙无忌自尽。

消息传回长安，李治的反应是“深表哀痛”。他下令将长孙无忌的尸体运回长安，陪葬昭陵（李世民陵墓）。但这不过是做给世人看的姿态罢了。

长孙无忌死后，他的家族继续遭受打击。直到674年，李治才下诏允许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回长安。675年，长孙无忌的官爵被恢复，但已无人提起。

武则天退位后，705年，唐中宗李显为长孙无忌彻底平反，并重新安葬。但此时距他去世已经46年，当年的政治恩怨早已烟消云散。

从历史的长河看，长孙无忌的悲剧是君主专制下权臣命运的典型写照。他帮助李世民夺取皇位，扶持李治登上皇位，最终却被自己扶持的皇帝所杀。这种“飞鸟尽，良弓藏”的循环，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演。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权臣的兴衰，更是权力对人性的异化。长孙无忌从谨慎低调到专权独断，从顾全大局到排除异己，正是权力腐蚀人心的真实写照。他的故事提醒后人：在任何时代，如何平衡权力与责任，如何在高位时保持清醒，都是永恒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