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到宋朝，我们能从“乌台诗案”中营救苏轼吗

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苏轼因诗获罪，在监狱中被关了四个多月。贬谪途中，苏轼曾经想过投水自尽；在贬谪之地黄州，他作诗感叹自己报国无门；在狱中，苏轼“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

在下文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阐述了“乌台诗案”的始末，从书法和诗歌两个层面详细分析了苏轼的《寒食帖》。

他也带我们发起了畅想：在那样的情境下，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苏轼从这场冤案中“营救”出来？

本文摘选自《短长集》，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01.

细看苏轼的《寒食帖》，

能看出他的心绪难平

北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 1080）正月初一，在举国欢庆新年的日子里，苏轼由御史台差人押解出京。经过长途跋涉，他在二月初一到达贬谪之地黄州。元丰五年三月，在中国传统的寒食节，他写下了两首诗，并书之于纸，此即流传至今的《寒食帖》。

苏轼，《寒食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寒食帖》在北宋已负盛名，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称其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

《寒食帖》在苏轼的诗歌和书法作品中都很特别。虽然黄庭坚认为“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但“寒食诗”在苏东坡的诗歌中并不突出，今人多重其书法造诣。但诗、帖实为一体，不理解其诗作，就难以理解《寒食帖》之所以特别。

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贬谪黄州。此案背景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不同政见之争，苏轼曾屡言新法不便，王安石被罢相后，变法成为宋神宗主导的圣政。

元丰二年，新党揪住苏轼谢表中“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等语，攻击苏轼非议圣政，并搜集他以往诗文中指责时政的文字，使苏轼成为神宗立威的标靶。

于是，这年七月，苏轼被押往京城，途中经过长江、运河时，他都想过投水自尽。到了汴梁，他在御史台的大牢里度过了近四个月，此即“乌台诗案”。

把御史台称为乌台，是据《汉书·朱博传》，“（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虽然苏轼自己对审讯过程讳莫如深，但当时同在御史台大牢的苏颂（制作“水运仪象台”的大科学家），以“诟辱通宵不忍闻”的诗句，记载了苏轼遭受刑讯逼供的惨状。

苏轼甚至密托狱卒，给弟弟苏辙捎去了绝命诗《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中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之句。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是苏轼生命旅程最主要的转折地，其情感有很大起伏。对比他初到黄州时的诗作“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和后来的《赤壁赋》，就可以看出《寒食诗》的特别之处，其全文是：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

这首诗诗人一定是烂熟于心的，但是在书写的时候，第一笔就显得犹豫，它不像苏轼许多书法中潇洒的撇捺。这其实不是犹豫，而是心绪难平。他在感怀人生际遇的时候，诗歌多浅显直白，而字为心画，《寒食帖》不像苏轼其他作品那样字体大小比较一致，而是欹侧顿挫、直抒胸臆。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海棠花是苏轼的挚爱，他刚到黄州时寓居定惠院，曾赋诗咏海棠：“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实际上，他是以花自况。为了惜花，他“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只可惜雨摧海棠，花落泥污。蒋勋先生指出，《寒食帖》中“花”和“泥”两字有纤细丝线牵绊在一起，透露“花”与“泥”间的两难纠缠。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作者由凋零的海棠联想到人，帖中原句为“何殊少年子，病起头已白”，苏轼做了修改。当苏轼在密州得意时，自称“老夫”，要“老夫聊发少年狂”，现在在黄州失意时，他却自称“少年”。

只是这个少年并无年少狂放，而是一病到白头，透露出贬谪岁月里的煎熬，“少年”二字写得毫无生气，真如一个疾病缠身的人。可惜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没有留下墨宝，不然相信我们一定会看到生气勃勃的“少年”二字！

《寒食帖》中的“年”“纸”两字尤显突兀，这两个字都有竖笔，笔笔宛如利剑，看得人锥心的痛。“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第一个年字大得出奇，第二个年字只是一点，诗人在这里宣泄，又在这里收住，重起。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本来不知道今夕何夕的苏轼，一个乌字勾起的，是“乌台”所经受的人间炼狱。“纸”的竖笔直直地指向“君门”，大大的“九重”和小小的“万里”，这里既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又有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苏轼像

寒食节是为纪念春秋时期晋国大臣介子推而设立的。介子推长期伴随公子重耳流亡他国，甚至“割股啖君”。后来，重耳成为一代名君晋文公，介子推却功成身退，与母亲隐居绵山。晋文公为了迫其出山而下令放火烧山，介子推最终被火焚而死。晋文公感念忠臣之志，下令在介子推死难之日禁火寒食，以寄哀思。

从元丰三年二月到五年三月，苏轼实际到黄州两年多，却在这里度过了三个寒食节。苏轼选在寒食寄怀，除了感叹诗中的空庖、寒菜、破灶、湿苇，更是感叹历史上的君王求才若渴，现实中的自己报国无门。

今人都说宋朝是中国古代文人的黄金时代，不知道“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的苏轼，是否也做如是观。

02.

通脱放达的大文豪

在狱中和常人没什么两样

公元 1079 年，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二年，这一年本没有什么大事，却因为大文豪苏轼在这一年的七月被宋神宗抓进了大牢里，于是这一年就有了大事。

这个事件被史书上称作“乌台诗案”。既然是“诗案”，自然就与作诗有关，而作诗是苏轼的一大爱好，苏轼经常卖弄他的这个爱好，这个爱好为他这一辈子博得了巨大的名声，却不曾想也惹来了一连串的麻烦。

他的老妻就在他获罪的时候愤愤地说：“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一气之下，烧毁了苏轼的许多文稿，不然我们今天见到的苏轼的文章应该比现在还多。

诗案好理解，那么乌台呢？

乌台就是指御史台，是负责监督百官行为的政务机关。中国古代有很多人喜欢卖弄学问、咬文嚼字，说话、写东西都喜欢引经据典，把御史台叫作乌台是因为据《汉书》中说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栖息于此。

中国人对乌鸦自来就是厌恶的，乌鸦聒噪总被人视作不祥的征兆，可见人们将御史台叫作乌台，潜台词里隐含着对督察御史的反感。

可是，偏偏就在宋代，监察御史的气焰极其嚣张。

《宋史》里就说，“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这些监察御史们可以“风闻言事”，也就是说即使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也可以用来弹劾大臣，所以秦桧后来用“莫须有”的罪名杀岳飞，在宋代可是有传统的。他们经常指谁灭谁，有学者统计了宋仁宗一朝遭到台谏官弹劾而罢免的宰执大臣，就有二十三位之多。

所以苏轼后来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写道：“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连宰相都要仰承台谏鼻息，更何况一般的大臣！台谏们气焰嚣张，有的时候甚至对皇帝老儿也敢耍小性子。

他们想罢免谁，就反反复复上奏章，稍不如意就“居家待罪”，甚至以辞职相要挟，并且经常是集体行动。吕诲在《黜责欧阳修奏》中称：“臣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臣等与修，理不两立，修苟不黜，臣等终无就职之理。”

台谏们之所以敢这样肆无忌惮，当然也是皇帝纵容的结果。靠“黄袍加身”篡了大权的宋代皇帝对谁都不放心，为了让大臣们互相牵制，就有了“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宋真宗在回答为什么起用个性很强的寇准的时候说：“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这样的家法实际上是让大臣们明白，只要让皇帝觉得自己是在为他竭尽忠诚，便可以为所欲为。

御史们张嘴闭嘴为国尽忠，为皇帝尽孝，你皇帝又会把我怎么样，我还不都是在为你着想吗？对皇帝也敢耍小性子，其实不过是那些大臣揣摩透了皇帝老儿的这份心思，撒娇卖乖呢。所以，到了仁宗朝，台谏势力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病态的政治性格。苏轼这番入狱，同样也少不了吃了台谏的亏。

“乌台诗案”的背景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不同政见之争。

《宋史·苏轼传》载，苏轼屡言新法不便，王安石“素恶其议论异己”，为此费了不少心思。他曾经让苏轼任开封府推官，开封为京城所在，府内事务繁杂，王安石让苏轼任此官是想“困之以事”，谁知道苏轼“决断精敏”；王安石又让御史弹劾苏轼，却“穷治无所得”，倒是苏轼觉得朝中实在压抑，眼不见为净，自己请求去担任了地方官。

但是，终归是言多必失，苏轼在调任湖州刺史之后，按照惯例，要给皇帝上表以感谢皇恩浩荡。他在《湖州谢上表》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 “新进”在当时是非常敏感的字眼，结果御史台的那些“新进”接连上奏，攻击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指斥乘舆”，等等，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苏轼在监狱中被关了四个多月，每天度日如年。

出狱一年之后，他写了一首回忆当时狱中生活的诗《晓至巴河口迎子由》：“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隔墙闻歌呼，但恨计之失。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

这首诗全无苏老先生后来卖弄文采时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所说的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狱中诗也就是个白描，让人知道所谓通脱、放达的大文豪在狱中的凄楚与焦灼不安，和常人没有什么两样。

苏轼被关在狱中的时候，苏迈每天给他老人家送饭，父子相约如果没有大事，则送肉菜；如果有杀身之祸，就送鱼，苏轼大概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怕过鱼。

苏迈，苏轼长子

但是命运弄人，一天粮尽，苏迈去别处借粮，送饭的事情只得拜托亲戚代劳。谁知道苏迈忘了交代亲戚他们父子之间的暗号，亲戚好心办坏事，居然给苏轼买了一条鱼送来，苏轼见鱼大惊，呜呼哀哉，我命休矣，赶紧取来笔砚纸墨，给苏辙留下了两首绝命诗。

由此可见，当时的整个情形是很急迫的，并不像我们现在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样，苏轼从容不迫。

其实，他在被押往京城的路上就曾经想自杀，以免拖累家人。这个送鱼的故事本来发生在苏轼身上，后来却被客串到了好几部电视剧中，这样一讲你就不难明白，乌台不是鸟台，没有什么花草可以留恋，去营救苏轼他老人家也不是什么轻松的美差。

假如“雄视百代、自作一家”的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杀了，那么至少宋代的文学艺术史要为此逊色许多。所以爱苏轼者如我辈，虽然生活的年代离他已经将近一千年，但我们还是想要穷尽办法去救他。

苏轼在监狱里留下来的诗文并不多，凭现存的文集无法弄清他到底在里面都想了些什么，但肯定是少不了胡思乱想，包括深刻反省。后来他在一首叫《洗儿》的诗中写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首诗确实有点自知之明，如果真是他作的，大概就是在这次吃了亏以后。我没有心思去考证苏轼在这里洗的究竟是他的哪个儿子，虽然这样“考”下去很有可能写出一篇论文。

不“考”的原因是我读这首诗的时候，感到苏轼这个老顽童的面目在这首诗里清晰可见—— 他根本就不是在洗他的儿子，而是在洗我们大家，发泄他对时政的不满。

苏轼是有理由大发这种牢骚的，宋代的冗官之多，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这里面自然少不了有很多酒囊饭袋、滥竽充数、投机钻营之辈，而且往往是这些人官儿比苏轼做得大、生活得比苏轼好。

比如和苏轼同时代的宰相王珪，在神宗朝朝政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居然能任凭风浪起，稳坐相位长达十六年之久。王珪被当时的人称为“三旨相公”—— 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这样的人都能够“无灾无难到公卿”，难怪天纵英才的苏轼要愤愤不平。

他在监狱里面终于悟到了自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都是嘴巴惹的祸。不过不说是肯定到不了公卿的，而是要像王珪那样，专拣好听的说，说得皇上心花怒放，龙颜大悦，赏赐个什么官都有可能。

只是皇帝如果听到的都是好听的，这样的政治就很危险了。不幸的是，到处都是好听话的局面在北宋不久就出现了。宋徽宗以 “丰、亨、豫、大”为政治口号，全国上下处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结果很快就国破家亡，徽、钦二帝被掳他乡。

03.

营救苏轼，

我们没有比宋代人更精明的招数

究竟怎么样才能够营救苏轼？我们当然想让宋神宗是位开明君主，就像读书人一直幻想的那样，在这些开明君主的统治下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知识分子可以畅所欲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不是被当成蛇引出洞，但这个想法显然过于幼稚，不然宋神宗也不会把苏轼抓进大牢里。

宋神宗像

我们也可以上书皇帝，让他了解苏轼对于宋代文学艺术是多么重要，人才多么难得。但这样只能是帮倒忙，只能让苏轼死得更快些。苏轼的老前辈张方平就差一点帮了这样的倒忙。

张方平在宋朝可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当过参知政事，也就是宰相。“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他正退居二线，在南京养鸽子、喂金鱼。听到苏轼被抓，他急忙上书，说苏轼是“天下之奇才”。南京的官吏看了他的本子，两腿吓得直哆嗦，生怕惹火烧身。

张方平就派他的儿子张恕快马加鞭进了开封城，要去闻鼓院击鼓上书，哪知道张恕在闻鼓院门前转了半天，也没敢把本子递上去。苏轼出狱后，读到了张方平的副本，据记载他大惊失色；苏轼的弟弟苏辙读了以后说，难怪哥哥如此反应，苏轼能够大难不死，正是张恕帮了大忙。

张方平像

后来有人问苏辙，当时应该怎么向宋神宗进言。苏辙说，应该给宋神宗戴高帽子，说建朝以来，从来没有杀过士大夫，现在杀了苏轼，别人就会说大宋杀士大夫是从您宋神宗开始的。

宋神宗好名而畏议论，这样才能救苏轼。这个主意听起来很不错，“知己知彼”，虽然有投机分子的嫌疑，但肯定比前面几招都要高明。

假如苏辙出的这个主意救了苏轼，还不能把所有功劳都归在这个主意上，只能说明宋神宗不是特别地坏，假如宋神宗是一个十足的昏君，这个主意就未必会奏效。昏君不但会把苏轼抓来就杀掉，而且会把出主意想救苏轼的人捎带上几个，捋舌头的捋舌头，割肉片的割肉片，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胡说八道。

当然还有发动群众运动的可能，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

宋代这样的群众运动有一回，那是在金军兵临开封城下的时候，强敌当境，京城骚动，大宋的皇帝吓得腿肚子抽筋。若不是有赖于宗泽、李纲等几个大臣拼死相抗，赵宋的宗庙社稷早成丘墟了。

可是情势稍定，皇帝就忙着自拆藩篱，免了李纲的职。《宋史·陈东传》载太学生陈东率领同学跪在宣德门下请愿，言辞激切，“军民从者数万”，“喧呼震地”，可见这是非常顺民心、得民意的。“枪打出头鸟”，中国的古训都是经过血的教训后得出的，陈东的结局是“斩于市”。

说了这么多废话，还是没有想出任何比宋代人更精明的招数来营救苏轼，这并非我等不才，而是应验了一句哲人的话，人性基本上是个恒量，几千年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要想科技进步，我们必须不断努力，而要想读懂人性，就用不着这么麻烦，只要读通任何一个朝代的历史就可以了，就像先贤所说的，“读史使人明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本文摘编自

《短长集》

作者：杭侃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5-11

编辑 | 蛋饼 串串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书中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