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年终奖给了公婆,我提成给了娘家,年三十家宴上只有几片干豆腐

周明轩转账三万八，晚晴转走两万六，冰箱剩半盒牛奶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北京的老出租屋冷得跟冰窖一样，暖气早就坏了，两个人坐在沙发两头，谁也没说话，计算器的按键声啪啪响着，一个算完钱转给公婆，另一个算完转回娘家，年终奖刚到账有三万八，一分没剩全都转了出去。

周明轩讲老家房子漏雨，需要修理，晚晴说弟弟买房差着尾款，她得帮忙，两人谁都没提前跟对方提起这事，直到晚上对账时才发现账户里只剩下六百二十三块五毛，这钱是他们过年要用的全部家底，连买些年货都显得不够，更别说回老家的车票了。

这种情况不是只有一个人遇到，很多八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相似的经历，工资不算高，年终奖金也不多，却成了家里要钱的对象，周明轩和晚晴都是普通上班的人，年终奖占他们收入还不到两成，可父母一开口要钱，他们就得拿出来，农村盖房花得少，三万八千块在城里只够付半年房租，在老家却能盖半间新房，老人觉得这是为将来打算，子女却感觉是在不停地往里贴钱。

更让人难受的是，两边的父母都不知道他们在城里过得挺紧的，婆婆打电话总说你们在城里挣钱多，语气里带着理所当然，公公从不提钱的事，但每次见面都盯着你看，那眼神像是在问你有没有偷偷存钱，晚晴的爸妈更实在些，坐十个小时绿皮火车进城，就为省下高铁票的钱，行李箱里塞满腌菜和红薯。

第二天，双方父母都来了，他们没带年货，只带来了压力，婆婆穿着件便宜的羽绒服，一进门就说墙皮掉下来了，好像住在多好的房子里似的，公公坐下来就直接问明年复查心脏的钱准备得怎么样了，晚晴的爸妈在厨房里洗着红薯，嘴里念叨城里什么东西都贵，还是老家好。

屋里安静得让人害怕，冰箱里剩下半盒牛奶，茶几上放着一支没点燃的烟，手机不停地振动，全是催债和要钱的消息，他们俩谁都不敢接电话，怕一接电话，这个年就过不下去了。

周明轩偷偷地看了看银行发来的短信，发现余额还是六百二十三块五毛钱，他没敢把这件事告诉晚晴，怕她知道以后更加难过，晚晴这边呢，其实也知道钱已经没了，只是没有说穿，两个人就像在演戏一样，假装日子还能继续过下去，可是他们心里都清楚得很，这个年啊，是没法团圆了。

我认识几个朋友，也经历过差不多的事，有人把年终奖金全都拿去给父母看病，有人帮弟弟妹妹凑首付买房，自己连房租都快要交不起，大家嘴上都不提这些事，但心里都憋着一股气，不是不愿意孝顺父母，是实在扛不住压力，城市里生活开销很大，工资却涨得很慢，父母总觉得我们在外面过得还不错，这种差距最让人难受。

有个朋友提起，他爸爸在电话里讲“你姐姐嫁得不错，你要争气”，结果姐姐后来离婚了，还欠了很多债，他不敢把这事告诉父母，只能自己默默扛着，像这样的事经历多了，人就渐渐变得不爱说话，不是不愿意跟人交流，是怕话一出口，连最后那点尊严也保不住。

现在想想，周明轩和晚晴的处境其实挺常见的，年轻夫妻夹在中间，一边要照顾年老的父母，一边得帮衬家里的兄弟姐妹，城市生活让他们喘不过气，可回老家又觉得不自在，他们不是不愿意努力，而是努力的方向被家庭牵住了。

微信钱包里的623.50元，一直放在那里，像一块石头立着，它不出声，却让人心里觉得沉，这不是简单的数字，这是他们的体面、他们的盼头和他们以后的日子，过年本该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热闹的时候，可他们连吃顿热乎饭都得仔细盘算。

他们没有吵架，也没有哭闹，只是静静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烟花，听着别人的欢笑声，顺手把手机调成了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