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重返白宫一周年，世界秩序受到什么样的冲击

修正还是颠覆？美国全球战略冲击国际秩序

2026年1月20日，特朗普第二任期执政满一周年。过去一年中，“美国优先”从竞选口号演变为一整套外交操作指南——华盛顿不再以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自居，不再将维护现有全球秩序视为己任，而是以近乎冷酷的交易逻辑重构与世界互动的方式。这一重构是对国际秩序的修正还是颠覆？我们需要从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政策和对外行动中寻找答案。

双重标准难掩强权逻辑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外交政策呈现鲜明的“选择性克制”特征。这种克制并非基于国际法或多边规则，而是完全以成本收益计算为导向。

在对待中俄等大国时，美国表现出罕见的“审慎”。美国新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不再将中国称为“步步紧逼的生存威胁”，而定位为地缘竞争对手；对俄罗斯，特朗普重启对话，甚至考虑推动美俄中三边协调。这种姿态反映出美国承认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变化。

然而对于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家，美国悍然采取强硬的干预政策。这些国家被特朗普政府视为低成本展示实力的合适对象——进行军事干预的风险相对可控，而国内政治收益（如迎合保守派选民）相当可观。这种做法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承认凭借自身实力无法同时对抗所有对手，另一方面又要通过选择性地展示武力来维持霸权威望。

这种选择性克制在本质上是霸权护持方式的转型。美国不再追求全球全方位的主导，而是集中资源于关键领域（如高科技、金融等）、通过不对称手段（如制裁、技术封锁等）维持霸权优势。其战略目标，也从塑造国际秩序降格为最大化自身利益，从规则制定者退化为规则利用者。

2025年12月28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 新华社/美联

新战略强调西半球与亚太并重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执政第一年的实践表明，克制派与优先派在内部已建立了一种动态平衡。这种平衡不是折中，而是可以根据议题和时机来灵活调整战术。

克制派认为，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全球过度扩张已严重透支国力。他们主张收缩海外承诺，聚焦国内重建，特别是应对债务危机、产业空心化、社会分裂等根本性问题。他们认为，美国继续维持全球军事存在是得不偿失的浪费。优先派则坚持，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长期挑战，必须在亚太地区保持强大存在以遏制中国崛起。他们认为，放弃全球领导地位将导致美国技术优势丧失，盟友体系崩溃，最终危及自身安全。

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则试图调和两派矛盾，解决方案是将西半球提升至与亚太同等的战略优先级。美国宣布大幅增加在西半球的投入，打击毒品走私、控制非法移民，巩固对“后院”主导权，来满足克制派聚焦本土和周边安全的要求；承诺增加在亚太的军事存在，继续对华技术封锁和经济施压，以此回应优先派遏制中国的主张。

这种双焦点战略布局的深层原因是，美国既无法承受全面收缩带来的信誉崩塌，也无力支撑两线并举的巨额开支。因此，新战略本质上是一份战略路线图而非执行方案，其具体实施也将随着美国国内政治风向和国际局势变化而动态调整。未来几年，预计美国的外交资源分配很可能在“西半球防御”和“遏制中国”之间来回摇摆，呈现高度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特征。

同盟体系从“负担分担”到“负担转移”

特朗普政府同盟政策的核心变化是：从要求盟友增加防务开支的“负担分担”，转向实质性减少美国安全承诺的“负担转移”。

对于欧洲盟友，新国安战略表明，美国不再愿为维护所谓“普世价值”支付昂贵账单，甚至暗示可以为了自身利益牺牲欧洲安全。特朗普多次质疑北约的集体防御条款，考虑削减驻欧美军，这些举动动摇了跨大西洋关系的根基。对此，欧洲国家要么大幅提升自主防务能力，承担原本由美国负责的安全责任，要么接受在欧洲事务上话语权下降的现实。

在亚洲，新国安战略明确将美国在亚洲的战略目标设定为攫取经济利益和防止战争，这意味着美国不再承诺全天候保护盟友，而是试图在亚太各国之间维持均势。鉴于此，日本已加速提高国防开支，韩国国内也开始冒出核武装的呼声，这些反应预示着亚洲安全格局或将走向更加多极化和竞争性的方向。

“负担转移”的深层逻辑是美国对霸权成本的重新计算。特朗普政府已经把传统盟友体系视为财政负担，而不是力量倍增器。盟友需要为美国保护支付更高费用，甚至可能被当作与战略竞争对手谈判的交易筹码。而美国自身则退居二线，以最小成本维持最大影响力。

2026年1月14日，民众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参加示威活动，抗议美国对委内瑞拉动军事打击 新华社发（卢西奥·塔沃拉摄）

国际互动走向单边化和交易化

特朗普政府延续并深化了在第一任期对多边机制的怀疑态度，外交表现出显著的单边化和交易化特征。在贸易领域，美国进一步抛弃WTO多边框架，鼓吹建立“特恩贝里体系”，即建立以双边交易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其核心逻辑是通过一对一谈判，美国充分利用自身市场的规模优势，迫使贸易伙伴接受更有利于美国的条款。这种模式虽缺乏多边体系的稳定性，却能最大化美国的短期收益。在气候治理、公共卫生等全球议题上，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只参加明显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协议，拒绝承担“不公平”的义务。这种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实质上是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彻底工具化，将其转化为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政策杠杆。

更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对联合国体系的重新定位。新战略虽未明确主张美国退出联合国，但大幅降低了其在美国外交中的权重，转而采取“议题联盟”策略：在特定问题（如反恐、防扩散）上与志同道合国家组建临时性联盟，绕过联合国机制采取行动，而在不利于美国的议题（如人权、气候变化等）上，则利用安理会否决权或直接无视联合国决议。这种做法将侵蚀联合国的权威，加剧国际制度的碎片化。

这种交易化外交背后是美国对国际秩序本质的新理解。特朗普团队认为，理想的国际秩序不是基于规则的合作体系，而是基于博弈的竞争体系。因此，多边机制只能作为权力的衍生物而非约束条件，国际承诺只是谈判筹码而非道德义务。美国的目标也不再是维护秩序稳定，而是要在秩序变动中抢占有利位置。

现有国际秩序能够缓解美国冲击

面对更加不可预测、强调交易化的美国，国际社会将如何应对？二战后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现有国际秩序仍具备相当的韧性，特朗普政府可能会修正但无法完全颠覆这一秩序。

首先，盟友体系不会崩溃，但会深刻转型。欧洲和亚洲盟友虽然怀疑美国的安全保证，但短期内无法完全脱离美国的安全框架。更可能的前景是一方面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尽管信任度下降），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战略自主。欧盟的共同防务建设、日韩的扩军进程都将在压力下提速，最终形成一种美国主导但盟友自主性增强的混合模式。

其他主要大国将努力维护秩序稳定。尤其是在贸易、金融、气候变化等领域，这些国家可能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加强合作，形成“没有美国的多边主义”。

第三，国际秩序的底层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技术、社会层面高度相互依存。全球供应链、互联网、金融网络等构成了超越国家权力的深层秩序。即使美国退出部分国际制度，这些底层连接仍将继续运转。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城市网络等非国家行为体也在填补国家退却留下的空间。

第四，国际社会已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吸取经验。各国政府和企业纷纷建立应对预案，通过供应链多元化、外汇储备调整、危机模拟等方式，提升抗风险能力，对冲特朗普政府政策多变带来的冲击。

另外需指出的是，在美国国内，国会、法院、州政府、利益集团等将继续约束总统的单边行动。加上美国在经济、技术、军事上仍深度嵌入全球体系，难以承受彻底“脱钩”的代价，因此即便特朗普政府想颠覆全球体系，也不可能走得太远。

警惕美国政策调整风险外溢

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年，大举扩张总统权力并激进推行民粹主义议程。但预计这一势头在2026年将面临多重阻碍，其中最大的阻力可能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最高法院可能作出对特朗普不利的裁决，而“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阵营内部的裂痕也将公开化。此外，尽管美国经济数据有望保持向好，民众体感仍然不佳。在可预见的2026年，特朗普的内外政策将是搅动全球局势的最大变量。

这是2023年7月31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拍摄的耶洛公司的卡车和拖车 新华社/法新

中期选举后或成跛脚总统

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将于11月3日举行。本次选举，国会众议院435个席位将全部改选，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5个将改选。从历史规律看，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通常会遭遇失利——20世纪30年代以来，执政党在中期选举后平均丢失28个众议院席位和4个参议院席位。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只拥有微弱的多数地位，一旦丢失3个众议院席位和4个参议院席位，就会同时失去对两院的主导权。

中期选举通常被视为对美国现任总统执政表现的“公投”，经济形势和总统支持率是决定选举结果的主要因素。目前来看，这两大因素对共和党均不利。民调显示，多数选民对美国经济形势以及特朗普政府的经济表现不满，体现为选民的经济体感差、预期悲观。此外，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破40%，逼近两个任期内的最低水平。

具体分析，共和党有十余个众议院席位属于竞争激烈的“摇摆席位”，意味着共和党有较高风险在中期选举后失去在众议院拥有多数席位地位。相比之下，共和党待改选的参议院席位大多属于“安全席位”，被民主党翻盘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后有望继续主导参议院，但其多数地位可能被削弱。

为赢得中期选举，特朗普提前一年对共和党选民进行总动员，马斯克也宣称将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共和党竞选。特朗普还要求多个共和党主导的州进行国会选区重划，旨在增加共和党的“安全席位”数量。据估算，仅得克萨斯州的选区重划就可能为共和党新增5个众议院席位。民主党对此针锋相对，在其主导的加利福尼亚等州推动选区重划。

尽管选区重划总体上有利于共和党，但如果经济形势无法显著好转，仅靠选区重划恐难确保共和党继续掌控众议院。一个重大不确定因素是，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试图废除《投票权法》中关于少数族裔公平代表权的保护条款，该案或于2026年6月作出裁决。如果相关条款被废除，对共和党重划选区是重大利好。而如果民主党重掌众议院，可能会对特朗普发起腐败和刑事调查，甚至发起弹劾，并阻挠其通过重大立法。届时，特朗普为巩固其政治遗产，恐将持续挑战宪政边界、突破美式民主的底线。

面临司法和政治阻碍

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上台以来，以更加强硬的手段推行民粹主义政策，特别是推出加征“对等关税”、限制移民、加强总统权力等。这些政策主要依靠行政令而非国会立法来实施，导致其缺乏坚实的法律基础和持久的效力，而且在最高法院面临司法挑战。尽管保守派大法官占绝对多数的最高法院近年来屡屡作出对特朗普政府有利的判决，但多个重大案件的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

一是最高法院可能不会完全支持特朗普征收“对等关税”。该案涉及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征收的“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裁决预计2026年初作出。分析人士认为，最高法院推翻“对等关税”而保留“芬太尼关税”的可能性较大。这将冲击特朗普的关税谈判和经济政策。尽管政府仍可援引301条款、232条款等工具维持高关税，但实施流程将更为复杂。

二是谋求终止“出生公民权”可能受挫。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凡在美国出生的人均为美国公民，但特朗普政府试图阻止该权利自动适用于某些非法移民的子女，以减少非法移民。该案件的裁决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最高法院不一定完全支持政府的主张。

三是最高法院可能不支持随意解雇美联储理事。特朗普一直谋求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加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掌控力度，以达成降息目标。为此，特朗普要求最高法院同意其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2026年1月9日，美国司法部向美联储送达传票，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起刑事调查，意味着特朗普与鲍威尔及美联储之间一系列冲突正在延续和升级。不过，考虑到美联储的独立性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最高法院可能不会支持特朗普的主张。

2026年特朗普在政治层面也面临不少挑战。最大的麻烦可能是MAGA阵营内部的持续分裂。特朗普2025年的执政表现与其向核心支持者许下的承诺之间存在较大落差。部分MAGA人士对特朗普掩盖爱泼斯坦案真相、频繁进行海外军事干涉、过于偏袒以色列、与金融和科技精英关系过密等深感不满。看似铁板一块的MAGA阵营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内部分裂，并可能走向派系化，进而加剧内斗，削弱对特朗普的支持，影响共和党的选情。

特朗普面临的其他执政挑战还包括：国会内部两党对立导致重大立法很难通过，特别是对于拨款法案两党斗争激烈，政府面临再度关门风险；共和党因拒绝延长奥巴马医改补贴，可能丧失部分中间选民的支持；美国政治生态持续恶化，可能再次引发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特朗普在对外动武、对内执法、解雇官员、打压异己等方面不断扩张权力，已遭到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议员的质疑，可能引发宪法危机。

经济数据向好但民众体感不佳

2025年，美国经济展现出超出预期的韧性。尽管受到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强烈冲击，但经济仍实现了较快增长。其中，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年化增速达4.3%，创下近两年来的最高水平；通货膨胀率维持在3%左右，低于年初预期；股市一度受到特朗普关税的重创，但很快恢复并屡创新高。

美国经济仍面临多方面的问题。

一是民众对经济增长体感不佳，尤其对生活成本高企深感不满。仅约30%的民众认为特朗普在解决通胀和生活成本问题上达到了预期，是其在所有议题中支持度最低的一项。特朗普希望“大而美”法案在2026年的落地能够缓和选民对其执政表现的不满，但仅约40%的民众支持该法案。

二是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连续5个月走低，当前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尽管2025年个人消费支出增长较为强劲，但消费市场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消费增长主要源于高收入群体的强劲支出，而中低收入家庭已陷入明显的财务困境。

三是人工智能（AI）投资浪潮存在泡沫风险。2025年美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引擎是巨量AI投资，但2026年或难以持续。更重要的是，巨额投资的回报尚未显现。

四是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平，2026年有可能超过4.5%。究其原因，一方面，移民减少、人口老龄化等因素抑制了劳动力供应；另一方面，AI的广泛应用加速了白领失业。

2026年，美国经济增长也仍具备若干有力支撑——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保持相对健康，新技术的应用也正在提升生产率，而随着失业率上行和通胀相对稳定，预计美联储会启动降息，甚至在特朗普的施压下进行较大幅度的降息。

综合来看，2026年美国经济可能保持与2025年相当的增速和通胀率，但不排除政策失误、地缘政治动荡、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等因素造成经济疲软的可能性。

政策调整可能引发全球风险

值得警惕的是，特朗普在2026年的一些政策调整可能引发全球风险。

首先，特朗普可能再次挥舞关税大棒及其他政策工具。

特朗普政府目前试图重新修订“美墨加协定”，如果谈判受阻，或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再次发动关税战；近期，特朗普政府对欧盟限制并惩罚美国科技巨头的做法深感不满，这可能破坏美欧在2025年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此外，如果特朗普政府推动美联储在2026年加大降息力度，他对关税大棒的使用将会更加坚定。

由于美国通胀仍然较高，民众对生活成本问题不满，最高法院可能不支持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政策，但后者可能转而选择其他替代性的关税工具，使外国企业面临新的、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两党围绕中期选举的激烈斗争，可能产生破坏性溢出效应。鉴于选民对生活成本等国内问题不满，特朗普与共和党在选情不利的情况下，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姿态以调动选民情绪和向外转移矛盾。特朗普派军队强行控制马杜罗，此举就有争取拉美裔特别是古巴裔选民支持的目的，打压南非则意在迎合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而随着在委内瑞拉的冒险一时得逞，特朗普政府可能更有信心实施对外干预，包括对丹麦、伊朗、古巴、墨西哥等国施压。

第三，特朗普政府调整安全战略可能引发恶性连锁反应。特朗普将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转向本土和西半球，试图在拉美进行排他性管控。其强行控制马杜罗和强推“新门罗主义”政策，已在拉美乃至全球引发连锁地缘政治反应。美国对古巴、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伊朗等国发出公开威胁，增大了拉美、中东等地出现新的动荡的风险。

随着综合国力相对衰落，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其最具优势的军事实力攫取利益并护持霸权。强行控制马杜罗、谋求夺取格陵兰岛，凸显了特朗普的实力外交。不得不警惕，美国公然践踏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基本国际准则，可能将国际社会拖入类似一战前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