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火光冲天，富豪变猎物，为何印尼华人死守这片“带血之地”？

“不准开门，谁敲门都别理！”

1998年5月13日，雅加达的空气里全是烧橡胶的味道，林先生把沙发推过去死死顶住大门，全家人缩在窗帘后面，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外面的街道已经疯了，一群接着一群的人手里拿着铁棍和燃烧瓶，像潮水一样涌向那几条平时最繁华的商业街。

谁也没想到，这场因为印尼盾贬值引发的经济危机，最后竟然变成了一场针对特定族群的猎杀游戏，而那些被选中的猎物，就是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几百年的华人。

01

那时候的雅加达，简直就是一个人间炼狱。

事情的起因其实跟种族没半毛钱关系，纯粹是钱闹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刮过来，印尼的货币那是断崖式下跌，原来几千印尼盾能买袋米，到了1998年5月，那钱变得跟废纸差不多。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一夜之间缩水了一大半，饭都吃不上了，这火气自然就没处撒。

本来大家是冲着总统苏哈托去的，喊着要改革，要吃饭。可就在5月13日这天，情况突然就不对劲了。

一辆辆军用卡车神秘兮兮地开进了闹市区，车上跳下来一帮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这些人一看就不是普通的饿肚子百姓，他们动作整齐划一，手里甚至还有专业的纵火工具。这帮人一下车，二话不说，指着那些挂着中文招牌或者一看就是华人开的店就喊，大概意思就是：你们的钱都被这些人偷走了，抢回来！

这一嗓子，直接把老百姓心里的那种绝望和嫉妒给点炸了。

紧接着发生的那些事，真的让人没法细看。整整三天，雅加达的唐人街以及周边的华人社区，变成了没有法律的原始森林。暴徒们冲进金店，把柜台砸个稀巴烂，金银首饰往兜里狂塞；冲进电器行，把电视机、冰箱往车上搬。要是光抢钱也就算了，他们放火。

那些沿街的商铺，大多是前店后家的模式。火一点起来，楼上住的一家老小根本没处跑。那几天，雅加达的天空都被黑烟给遮住了，消防车的声音响个不停，但很多时候，消防队根本进不去，或者压根就不想进去。

更让人心里发寒的是针对人的暴行。在那些阴暗的巷子里，无数华人女性遭到了非人的对待。这不仅仅是发泄兽欲，这是一种带有羞辱性质的集体犯罪。当时有很多传言，说这些暴徒是有人专门组织、发了钱的，甚至还有人说这里面有军队的影子。

虽然街上就有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和坦克，但奇怪的是，他们大多时候就像在那儿看戏一样，要么就在那儿抽烟聊天，要么就在旁边维持所谓的“秩序”，眼睁睁看着暴行发生。直到事态彻底失控，死了上千人，这火才慢慢灭下去。

事后统计，这短短几天里，雅加达、梭罗、棉兰这些大城市，有数千家华人店铺被烧成废墟，上千名华人死于非命。

这哪是什么简单的骚乱，这分明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转嫁危机的阴谋。把国内的经济矛盾，一股脑儿全扣在华人头上，让这群只会赚钱不会搞政治的人当替死鬼，这招数在印尼这片土地上，可不是第一次用了。

02

要说这印尼人为什么这么容易被煽动去恨华人，这根子还得往回捯饬三百年，账得算在荷兰人头上。

17世纪那时候，荷兰人也是那种无利不起早的主儿，成立了个东印度公司，跑到印尼这就为了搞香料、搞资源。荷兰人那一套殖民手段，玩得是真叫一个溜，他们管这叫“分而治之”。

那时候荷兰人给印尼社会划了个三六九等。第一等当然是他们自己，高高在上的欧洲人；第三等就是印尼的原住民，负责干苦力、种地。那中间这一层谁来干呢？荷兰人看来看去，觉得这帮下南洋讨生活的华人最合适。

华人吃苦耐劳，脑子活泛，关键是会算账。于是荷兰人就搞了个“包税制”，把收税的活儿包给华人。你想想看，收税这事儿自古以来就是得罪人的活儿。荷兰人躲在城堡里喝咖啡数钱，让华人去集市上、村子里跟原住民要钱。

在那些原住民眼里，夺走他们大米、占了他们土地、天天逼着他们交税的，不是那个金发碧眼的荷兰总督，而是村口那个开杂货铺的华人掌柜。

这招简直就是“借刀杀人”的教科书版本。荷兰人不仅让华人背了黑锅，还专门搞隔离。他们规定华人必须住在专门的区域，也就是后来的唐人街，出远门还得办“路条”。这就硬生生地把华人跟当地人给隔开了，让你想融入都融入不了。

最狠的是1740年，那时候因为蔗糖生意不好做，失业的华人多了点，荷兰人觉得不安全，竟然在雅加达（当时叫巴达维亚）搞了一场大屠杀，杀了上万华人。那条河都被血染红了，后来那地方就叫“红溪”。

杀完之后呢？荷兰人发现不行，经济还得靠华人转，于是又把幸存的华人召回来继续干活。就这样，华人就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经济上有点小钱，政治上毫无地位，还是当地人眼里的“二鬼子”。

这种仇恨的种子，在地下埋了三百年，早就长成参天大树了。只要社会一动荡，这棵树上结的毒果子就得掉下来砸死人。

03

等到印尼独立了，赶走了荷兰人，华人的日子好过点了吗？并没有，反而迎来了更狠的角色——苏哈托。

1965年，那绝对是印尼华人做噩梦都会吓醒的一年。

当时印尼政坛乱得很，苏加诺总统有点压不住阵脚了，印尼共产党势力挺大。苏哈托抓住了机会，搞了个反政变，这就是著名的“930事件”。苏哈托这一上台，为了把权力抓死，直接来了个大清洗。

那时候杀人都不用讲证据，只要说你是共产党，或者同情共产党，那命就得丢。华人因为传统上跟中国有点联系，加上经济条件好，很多被扣上了“资助左派”的帽子。

那场大清洗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现在都是个糊涂账，有说几十万的，有说上百万的。反正那段时间，梭罗河里漂的尸体都能把河道堵住。

苏哈托坐稳了江山之后，觉得光杀人还不够，还得“诛心”。他搞了一套所谓的“同化政策”，说白了就是文化灭绝。

从1967年开始，苏哈托下了一道死命令：全面禁止华文教育。以前的华校全部关停，中文报纸全部查封。你想学中文？那是犯法的。你想过春节？对不起，只能在家里偷偷过，不准在公共场合舞龙舞狮。

这还不算完，最绝的是改名字。苏哈托政府逼着所有华人放弃自己的中文姓氏，改成印尼化的名字。

你想在印尼混下去，想做生意、想上学、想办证件，你就得把祖宗传下来的“林”、“陈”、“黄”给扔了。于是，“林”变成了“Limanto”，“陈”变成了“Tanoto”，“黄”变成了“Wibowo”。

这招太毒了，它直接切断了年轻一代华人跟中华文化的联系。过了二三十年，新一代长起来的印尼华人，很多根本就不会说中文了，连汉字都不认识，除了长着一张华人的脸，思维方式完全就是印尼人的。

但苏哈托这人阴就阴在，他一边在文化上消灭你，一边在身份证上还要恶心你。他在华人的身份证上专门搞了个特殊代码，一看就知道你是华人。这意思就是：别以为你改了名我就不认识你了，你还是个“外人”。

04

那既然苏哈托这么恨华人，为什么不把华人全赶走呢？

因为他舍不得华人的钱袋子。

苏哈托搞了个“新秩序”政权，他这套统治逻辑很有意思。他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完全分开。政治上，军人说了算，华人靠边站，公务员、军队、警察这些铁饭碗，华人基本别想染指。但是经济上，他大力扶持华人老板。

这就是著名的“主公”制度（Cukong System）。苏哈托和他的将军们手里有权，华人老板手里有钱有经营头脑。两边一拍即合：将军们给华人老板提供保护伞，给特许经营权，垄断水泥、面粉、丁香烟这些暴利行业；华人老板赚了钱，大把大把地给将军们分红。

在这种模式下，印尼确实出了一批超级富豪，像那个大名鼎鼎的林绍良，就是苏哈托的铁杆“钱袋子”。在苏哈托执政的32年里，印尼华人的经济实力膨胀到了极点。有数据显示，虽然华人人口不到5%，但一度控制了印尼70%以上的私营经济。

表面上看，华人风光无限，住大别墅，开豪车，送孩子去欧美留学。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肥猪”状态。

对于苏哈托来说，华人就是最好用的“提款机”。平时缺钱了，找华人要；搞建设没钱了，找华人摊派。而对于底层的印尼原住民来说，这种贫富差距简直就是把仇恨值拉满。

你想想看，原住民看着那些跟总统穿一条裤子的华人老板，垄断了市场，抬高了物价，赚得盆满钵满，而自己连饭都吃不饱，这心里能平衡吗？

苏哈托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故意维持这种贫富差距，故意让华人掌握经济但没有政治保护。这样一来，一旦老百姓对政府不满，苏哈托只需要手指一指：“看，都是这些贪婪的华人把你们的钱赚走了！”

老百姓的怒火瞬间就会转移方向。华人成了苏哈托政权的天然防波堤，平时负责搞钱，出事负责背锅。

1998年那场大暴乱，其实就是这套机制运行到极致的必然结果。当苏哈托自己都保不住的时候，他把华人这头“肥猪”彻底祭献了出去，试图用华人的血来平息民众的怒火，好让自己软着陆。

只是这一次，火烧得太旺，连他自己也给烧下台了。

05

这就来到了那个最让人揪心的问题：都被欺负成这样了，都成了案板上的肉了，为什么印尼那2000多万华人还是不走？是真傻还是真贪？

这事儿吧，真不是一句“想走就能走”那么简单。

第一，很多人是真的“无家可归”。

咱们现在看印尼华人，觉得他们是中国人，可对于很多印尼华人来说，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他们当中很多家族，早在几百年前明朝清朝的时候就下南洋了。这就叫“土生华人”（Peranakan）。

传了十几代人下来，除了血统，他们其实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印尼人了。他们生在爪哇，长在苏门答腊，喝的是梭罗河的水，吃的是咖喱和手抓饭。特别是经过苏哈托那30年的文化断层，很多四五十岁的人，一句中文都不会说，对中国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爷爷讲的那些老故事里。

你让他们回中国？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外国。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甚至连个亲戚都找不到了。回去了怎么活？难道要举家搬到一个语言都不通的地方重新开始吗？这种恐惧感，不比面对暴徒小多少。

第二，这是一种被财富绑架的无奈。

印尼华人的产业结构很特殊，他们不是那种赚快钱的过客，他们的财富都是实业。

几代人的心血，全都砸在了脚下的这片土地上。那是成片的种植园，是轰隆隆的工厂，是盖好的商场，是建立了几十年的销售网络。这些东西，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点一下鼠标就能转走；也不是金条，揣在兜里就能跑。

这是一套复杂的商业生态系统。你的客户在这儿，你的供应商在这儿，你的人脉关系网全在这儿。一旦选择离开，就意味着净身出户，几辈子积累的财富瞬间归零。

那种“舍不得”的情绪，是非常真实的。很多小老板，店被烧了，人躲在亲戚家，等风头一过，还得咬着牙回去把店修好重新开张。因为除了做生意，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还能靠什么养活一家老口。

第三，还有一种宗族的羁绊。

东南亚的华人社会，那是出了名的讲究宗族。一个家族几百口人，盘根错节。祠堂在这儿，祖坟在这儿。老一辈的人讲究落叶归根，但对他们来说，根其实已经扎在印尼了。

要走，就是连根拔起。年轻的单身小伙子可能背个包就走了，但那些拖家带口的呢？家里有七八十岁的老人，有还在上学的孩子，这一大家子人怎么移？往哪移？

当然，1998年那场浩劫之后，也不是没人走。有钱的、有海外关系的，很多都跑去了新加坡、澳大利亚或者美国。留下来的，要么是走不了的穷人，要么是产业太大搬不动的富豪，还有就是那些真的把自己当成印尼人的“死硬派”。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苏哈托倒台之后，印尼进入了“改革时代”（Reformasi）。

后来的几任总统，像瓦希德，那是个明白人，被华人尊称为“华人之父”。他一上台就废除了禁止华文的法令，还公开承认孔教是印尼的合法宗教。后来的梅加瓦蒂总统，更是把春节定为了国家法定假日。

这几年你去印尼看看，雅加达的商场里又能看到大红灯笼了，华文报纸也复刊了，甚至有些华人开始硬气起来，去竞选市长、省长，比如以前雅加达那个著名的钟万学。

现在的印尼华人，心态也变了。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只知道闷头赚钱，还要夹着尾巴做人。他们明白了一个带血的道理：手里没有政治权利，再多的钱也就是给别人代管的。他们开始发声，开始结盟，开始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虽说现在偶尔还是会有一些排华的杂音，有些激进分子还是会拿华人说事儿，但像1998年那种国家机器开绿灯的大规模屠杀，大概率是很难再发生了。

历史这东西，有时候看着挺荒诞。

一群炎黄子孙，漂洋过海几千里，在异国他乡凭着双手打下了一片天，结果却被当成了几百年的“提款机”和“出气筒”。

他们经历了被利用、被屠杀、被强行改名，最后却还是选择留在了那片伤心地。

这不仅仅是因为走投无路，更像是一种这种极度顽强的生存本能。就像石缝里的野草，只要给点阳光和雨水，哪怕刚才还被火烧过，它第二天还得顽强地冒出绿芽来。

至于那道伤疤好没好利索，恐怕只有那些经历过那个黑色五月的人，在深夜惊醒的时候心里最清楚。

毕竟，有些记忆是刻在骨头里的，哪怕那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但那上面的血迹，是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