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儿子“牺牲”17年后，警卫员登门：您儿子现在是徐司令！

如今提起开国将帅，许多人想到的应该都是赫赫战功和卓越的贡献。但就算是这些战功卓越的将军们，也有深藏在心底的不舍。

开国中将徐深吉心里始终牵挂着的，就是他的母亲。当年，母亲石顺香亲手送儿子上了战场，却在不久之后接到了孩子“阵亡”的噩耗，直到17年后，儿子回来寻亲，母子这才得以相见。

1910年，徐家添了个儿子，父母看着襁褓里的婴孩，满心欢喜，取名叫做花奎，就盼着孩子能像花一样顺遂，像奎星一样有出息。

徐家虽是农户，却比村里多数人家过得殷实，父母都格外看重孩子的教育，徐花奎6岁就被送进了村里的私塾，摇头晃脑地读书认字，是村里少有的“读书人”。

可这好日子没持续多久，清末民初的世道越来越乱，苛捐杂税压得农民喘不过气，徐家的几亩薄田收成一年不如一年，9岁的徐花奎不得不放下书本，跟着父亲下地干活，插秧、割麦、挑水，小小年纪就扛起了生活的担子。

这样的苦日子并没有磨灭了徐花奎心里的火苗。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进湖北，农民运动的春风吹到了黄安的各个村落，打土豪、分田地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徐花奎父子俩都识字，眼界比村里的老辈人宽，很快就成了徐家河村第一批加入农民协会的人，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就偷偷参加农协的会议，跟着大家一起喊口号、做宣传。

家里的事，全靠石顺香一个人扛，她是个本分的农村妇女，不懂什么革命道理，却知道丈夫和儿子做的是正经事，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她从不拦着，只是把儿子的粗布衣服缝了又缝，针脚比往常密上几分，把丈夫的草鞋编了又编，绳结系得牢牢的，夜里他们出去，她就坐在灯下等，直到听见院门外的脚步声，悬着的心才落地。

1927年的黄麻起义，像一声惊雷炸响在鄂豫皖大地上，徐花奎就跟着父亲加入了这场武装农民起义。起义的枪声打响了，可后续的形势却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队的疯狂报复接踵而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革命志士成了他们重点搜捕的对象。

有一次，组织上派来的两位同志到徐家河村开秘密会议，消息不慎泄露，国民党军队的人很快就围了过来。危急关头，是徐花奎父子俩当机立断，换上两位同志的衣服，故意暴露行踪，把敌人引向了村外的山林。

山林里树高林密，父子俩熟门熟路，绕来绕去就把敌人甩了，可这份勇气，也让他们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这一年，父亲被任命为乡农协会委员，徐家河村的革命火种，被他们父子俩小心翼翼地护着。

1930年，徐花奎做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当时的革命形势虽依旧严峻，可他早已不是那个只懂种地的农村青年，农协的经历、黄麻起义的洗礼，让他明白，只有拿起枪杆子，才能真正推翻压迫，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他和同村的几个青年一起，瞒着母亲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准备踏上革命的征程。

离家那天，石顺香站在院门口，看着儿子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背着小包袱，跟着队伍一步步走远，她红着眼眶，手攥着衣角，却始终没喊一声“回来”。她知道，儿子长大了，有自己的路要走，她能做的，只有默默祝福。

加入红军之后，徐花奎就改名叫做徐深吉，这个名字，也陪着他度过了往后的戎马一生。

因为读过书、识文断字，徐深吉和其他新兵不一样，刚到部队没多久，就被任命为传令兵，跟着首长跑前跑后，传送命令、整理文件，他做事认真、脑子灵活，很快就被提拔为班长。

真正让他崭露头角的，是一场和土匪的战斗，当时他带领警卫营的战士，巧用战术，以极小的代价歼灭土匪100多人，俘获400余人，这一仗，让部队上下都记住了这个年轻的湖北小伙子。

从那以后，徐深吉的军事才能就被充分挖掘，他打仗勇猛，敢打敢拼，又心思缜密，善于谋划。

在攻打新集的战斗中，他率领20多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率先杀入敌阵，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为后续攻城部队的推进扫清了障碍。

因为作战有功，徐深吉被送进了红军干部学校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知识和革命理论，思想上也有了质的飞跃，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干部学校毕业后，他直接升任连长，开启了自己的指挥员生涯。

成为连长后的徐深吉，打了一场让人拍案叫绝的漂亮仗。一次战斗中，他只带着司号员、通讯员等几名战士，利用地形和敌人的恐慌心理，巧施计谋，愣是吓退了数百名敌军溃兵，随后又和赶来的友军配合，前后夹击，毙俘敌军500余人。

这样的战功，让徐深吉的晋升之路一路向前，很快就升任红25军73师217团副团长，没多久又调任218团副团长，成了红四方面军中年轻有为的指挥员。

就在徐深吉在战场上屡立战功的时候，老家传来了噩耗。父亲和一双弟妹，在一次为红军秘密传送粮草的途中，被叛徒告密，不幸被国民党军队抓获，最终惨遭杀害。

得到消息的徐深吉心急如焚，向上级请了假，匆忙赶回老家。推开家门的那一刻，他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石顺香看见儿子回来，摇摇晃晃地从灶台边站起身，紧紧抓住他的手，泪水无声地滑落，滴在儿子的手背上，烫得人疼。

家里的天塌了，可石顺香却没垮，她像往常一样，清理灶台，从墙角拎出一只老母鸡，那是她养了好几年的鸡，一直舍不得杀，就等着儿子回来。“娘给你炖鸡吃。”她的声音沙哑，却强装镇定。

可锅还没烧热，院外就传来了红军集合的哨声，军令如山，徐深吉来不及吃上一口热饭，赶紧穿上军装。石顺香走到他身边，为他整理好衣角，手在他的肩膀上轻轻抖了抖，只说了一句：“去吧，儿子，好好打仗。”

徐深吉走出家门，不敢回头，他怕看见母亲孤单的身影，怕自己忍不住落泪。

他不知道，这一别，竟让母亲以为他永远离开了，也不知道，一场“生死乌龙”，让母子俩相隔17年才得以相见。

1932年深秋，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进入了最惨烈的阶段，国民党军队调集重兵，对红军根据地展开了疯狂进攻，古峰岭成为了双方争夺的前沿阵地。

徐深吉率领红25军73师218团驻守在这里，任务是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转移。

战斗打响的那一刻，炮火连天，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敌人的进攻一波接着一波，喊杀声震耳欲聋。

徐深吉始终冲在第一线，指挥战士们奋勇还击，阵地前的尸体堆了一层又一层，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

激战中，一枚炮弹在徐深吉身边爆炸，气浪将他掀飞，弹片嵌进了他的身体，他当场昏迷过去，倒在血泊之中。

战斗结束之后，部队开始打扫战场，统计伤亡人数。战士们在血肉模糊的尸体中，辨认出了徐深吉军装上的编号，低声说了句“是徐副团长”，就以为他已经牺牲了。

当时大部队正紧急转移，军情紧急，来不及仔细核查，徐深吉的名字就被匆匆列入了牺牲名单，一张阵亡通知书，很快就被送到了他的老家。

消息传到石顺香耳朵里，这位刚失去丈夫和儿女的母亲，再也撑不住了，当场晕了过去。

醒来后，她没有号啕大哭，只是默默地把屋里所有带着喜气的东西都揭了下来，找木匠做了个灵位，写上“徐花奎之位”，又在村外的山岗上，用儿子离家时留下的布衫做了衣冠冢，每天都会去坟前坐一会儿，点上一炷香，跟儿子说说话。

石顺香不知道，她的儿子还活着。

在第2次打扫战场时，一位战士发现倒在地上的徐深吉还有一丝微弱的气息，赶紧把他抬上担架，送往后方医院抢救。经过几天几夜的抢救，徐深吉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只是身体受了重伤，需要长时间休养。

等他伤愈归队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已经开始了西征，向川北转移，部队一路跋山涉水，通信中断，徐深吉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列入了牺牲名单，更不知道远在老家的母亲，正守着他的衣冠冢，日日以泪洗面。

在川北，徐深吉一边养伤，一边继续为革命工作，部队急需参谋地图，他就四处奔走，借来县志和地契，凭着自己的文化功底和对地形的理解，亲手绘制出了涵盖川北八县的完整地图。

这份地图送到徐向前元帅手中时，徐帅连连称赞：“这小子有条硬脊梁，是块好料！”而这份地图，也在后来的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常年的戎马生涯，加上多次负伤，徐深吉的身体早就已经不堪重负了。

1948年，他奉命组建华北军政大学，因操劳过度，旧疾复发，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整个人瘦得脱了形，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

为了让他安心养病，组织上安排他离职休养，1949年初，又将他接到北京，进行专门的治疗和调养。

在北京养病的日子里，徐深吉最牵挂的，就是远在黄安老家的母亲。夜深人静时，他常常在梦里呼唤母亲，醒来后，枕头总是湿的。

警卫员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几次主动请缨，要去黄安寻找老人，却都被徐深吉拒绝了。彼时全国解放在即，虽然他在休养，却依旧负责着部分工作，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家事分心，更怕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万一母亲还在，见到他这副模样，只会担心。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的形势逐渐稳定，徐深吉终于腾出时间，把老家的详细地址写下来，交给了警卫员，再三嘱咐：

“你去看看我娘，要是她还健在，就把她接来北京，要是……要是不在了，你就替我在她坟前磕三个头。”

警卫员带着徐深吉的牵挂和嘱托，立刻动身前往黄安。到了黄安后，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十分重视，立刻带着警卫员赶往村里。

当警卫员看到灵位上的“徐花奎”3个字时，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这正是徐深吉的本名。

他赶紧拿出徐深吉的亲笔信，一字一句地读给石顺香老人听，跟她解释，当年是部队统计伤亡时出了差错，徐深吉并没有牺牲，现在是解放军的司令员，因为身体原因，无法亲自回来接她，特意派他来接老人去北京团聚。

听完警卫员的话，石顺香老人愣了许久，浑浊的眼睛里慢慢泛起了泪光，她颤抖着双手，摸着那封写着“儿深吉敬上”的信，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17年了，我的儿还活着，老天开眼啊……”

17年的等待，17年的思念，17年的绝望，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泪水。

几天后，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徐深吉穿着一身整洁的军装，笔挺地站着，身体还很虚弱，却难掩眼中的忐忑与期待。

火车缓缓进站，车门打开，警卫员搀扶着一位佝偻的老人慢慢走下来，那就是他17年未见的母亲。

“娘！”徐深吉再也忍不住，喊出了那句在心底憋了17年的话，声音沙哑，带着哽咽。

石顺香看着眼前这个头发也有些花白、身上带着伤疤的儿子，一步步走上前，伸出枯瘦的手，抚摸着他胸前的伤疤，泪水滴在伤疤上，“我知道，这疤在，你就还是我那崽。”

徐深吉紧紧抱住母亲，把脸埋在母亲的肩头，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娘，儿子来迟了，让您受苦了。”母子俩相拥而泣，月台上的人见了，都忍不住红了眼眶。

重逢后的日子，徐深吉依旧忙于工作，当时他正参与空军的筹建工作，常常泡在机场和设计所，回家的时间很少。

但只要一回家，他就会陪着母亲说话，给母亲捶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弥补这17年的亏欠。石顺香老人也慢慢适应了北京的生活，知道儿子工作忙，从不抱怨，只是常常拎着自己亲手煮的汤，去儿子办公的招待所门口等着，就像当年在老家，等他从外面回来一样。

1954年，徐深吉被任命为华北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3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主管空军后勤工作。

同年9月，全军实行军衔制，徐深吉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这三枚沉甸甸的勋章，是对他一生革命生涯的最高肯定。

此后的日子里，徐深吉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为空军的发展壮大，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86年12月，徐深吉离职休养，可他依旧闲不住，在古稀之年，还亲自牵头，组织人员编写、修改红四方面军战史，撰写革命回忆录。他说，这段历史不能忘，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们，更不能忘。

徐深吉对母亲石顺香，始终怀着深深的愧疚，他把所有的孝心，都融进了日常的点滴里。母亲晚年病重，他把办公桌搬到了医院的走廊里，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母亲。

护士劝他休息，他却说：“十几年前，我‘死’过一回，那时候没能陪在娘身边，这回，我要守着她。”

母亲去世后，徐深吉把母亲亲手为他做的虎头鞋垫珍藏在办公室的抽屉里，那鞋垫的布面早已洗得发白，针脚却依旧结实，那是母亲对他最深的牵挂。

每年清明，他都会亲自回到黄安，在母亲的坟前，在那座曾经的衣冠冢前，坐上好一会儿，跟母亲说说心里话。

2000年，徐深吉在北京逝世。这位从黄安徐家河村走出来的红军战士，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军队建设奋斗了一生的开国中将，最终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去见他的母亲，去见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