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孤独的大使：一个人带着一条狗坚守三年，改善生活靠挖野菜

1992年8月31日，基里巴斯首都塔拉瓦，日头毒得像要把地皮烤焦。

一辆破旧的汽车卷着黄土冲向机场，车屁股后面，一只金黄色的土狗正发了疯似地狂奔。

它叫“金娃”，死死盯着那辆渐行渐远的车，因为车里坐着的，是它在这个孤岛上唯一的亲人。

车里的男人叫吴钟华，中国驻基里巴斯大使。

他透过后视镜瞄了一眼那团模糊的黄影，心横了横，一脚油门踩到底，眼泪却不争气地砸在了方向盘上。

这一走，他再也没能回来。

你敢信吗？

在这个太平洋的弹丸岛国，他硬是搞出了一个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迹——一个人，一座馆。

没随员、没厨子、没司机。

整整三年零八个月，他既是大使，又是花匠、修理工、厨子，甚至是看大门的。

这哪是什么风光的外交任务？

这分明就是一场现代版的“鲁滨逊漂流记”。

时间倒回949天前。

1990年2月24日，一架小飞机降落在塔拉瓦那条窄得可怜的跑道上。

吴钟华提着行李钻出舱门，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红毯，而是扑面而来的热浪和满眼的荒草。

这地方穷得叮当响。

首都塔拉瓦就是个长条状的珊瑚岛，最宽的地方才两百米，除了椰子树和海水，几乎啥也没有。

没报纸、没广播、没电视，日子过得跟原始社会差不多。

可吴钟华根本没时间感叹。

国内下了死命令：建馆期限只有三天。

三天后，也就是2月28日，必须升旗开馆。

他火急火燎地奔向离市区一公里的贝霄岛，租了间破木屋。

这就是临时的中国大使馆了。

接下来的72小时，吴钟华简直是玩了命。

使馆再小，那是国家的脸面，该有的架势一样不能少。

可在这儿，有钱你也雇不到人。

当地工人懒散得要命，答应的事转头就忘。

吴钟华没办法，只能骑着借来的摩托车，顶着烈日挨家挨户去求爷爷告奶奶。

实在没人干，那就自己干！

这位堂堂外交官脱了西装，换上汗衫，爬房顶拉电话线，蹲地上装传真机。

最要命的是那块馆牌，当地做不了这种细活，他只能找来木板和油漆，亲手刻字、描金。

红底金字，一笔一划，油漆还没干透，他的手指头已经被粗糙的木刺扎得鲜血淋漓。

2月28日，开馆日到了。

近百名基里巴斯官员挤进了这个简陋的小院，连总统夫妇都来了。

吴钟华换上笔挺的中山装，在激昂的国歌声中，亲手升起了五星红旗。

那一刻，他是威严的大使，代表着一个大国的尊严。

可仪式刚一结束，他转身跑进厨房，立马变成了端盘子的服务员。

因为找不到厨师，招待会上所有的点心和酒水，全是他一个人弄的。

他在人群里穿梭，倒酒、寒暄、递菜，汗水把衬衫湿透了，贴在背上像一层甩不掉的皮。

深夜11点，客人散了。

吴钟华瘫在椅子上，两条腿抖得根本站不起来。

看着院子里飘扬的红旗，他心里清楚，这场一个人的战争，才刚刚拉开序幕。

贝霄岛风景是不错，可谁能想到，脚底下埋着的是地狱？

二战时候，这儿是日军的堡垒，美军炸了十个月才攻下来。

地底下全是未爆弹和废铁。

开馆才第三天，警察局长就敲开了大门，指着不远处的工地吼：“快撤！

挖出个500磅的航弹，全岛疏散！”

在避难所里，他一边帮着分发水和粮食，一边听着远处排爆的动静，心里盘算着：这地儿太悬了，必须得搬。

危机一过，他立马着手搬迁。

在塔拉瓦租了栋草房，一切又得从零开始。

为了省钱，也为了让使馆像样点，他花了三个月，用珊瑚石在海边铺了一条路。

每天一下班，他就脱了鞋，光着脚在海滩上搬石头、和水泥。

三个月后，这座草房硬是被他弄成了岛上最齐整的宅院。

在这个只有他一个人的使馆里，吴钟华把日子过成了“分身术”。

早上六点，他是警卫员，准时升旗；八点，他是通讯员，收发国内电报；十点，他是外交官，去外交部递照会；下午两点，他是维修工，修水管、修发电机；到了晚上八点，他又成了会计，手写账目，每个月寄回北京。

活儿重还能忍，最难熬的是那张嘴。

岛上不长蔬菜，当地人顿顿生鱼生虾。

吴钟华是北方人，吃了这玩意儿一个月，胃里就开始造反，见到鱼就想吐。

咋办？

为了不得坏血病，他把眼光盯上了路边的野草。

他发现当地有种“诺诺树”，叶子苦得要命，但有维生素。

他像发现了新大陆，把树苗移到院子里。

嫩叶摘下来，切碎煮汤。

那汤绿得发黑，喝一口苦得舌头打颤，但他硬是逼着自己喝下去，还给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翡翠汤”。

退潮的时候，岩石上会长出绿油油的青苔。

吴钟华拿着铲子去刮，刮满一桶带回来，洗净晒干磨成粉，吃饭时拌在米饭里。

那味道带着浓重的海腥气，简直像是在舔生锈的铁板。

但就是这就着青苔和树叶的苦日子，让他没有倒下。

他还学会了像当地妇女一样，用椰奶炖鱼，用树叶给菜添色。

在这座孤岛上，一位大国大使，为了活下去，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野外生存专家。

比饥饿更可怕的，是孤独。

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一台短波收音机。

信号好的时候，能听到北京的声音，那是家乡的呼吸；信号不好的时候，就只有刺啦刺啦的电流声陪着他。

为了不发疯，他养了狗。

第一只狗丢了，他在岛上找了三天三夜，嗓子都喊哑了也没找回来。

警察局长看他失魂落魄，开玩笑说：“狗都受不了你的孤独，跑了。”

后来，他抱回来一只金黄色的小狗，取名“金娃”——谐音“京瓦”，意思是北京和塔拉瓦。

金娃成了这所使馆唯一的“编外人员”。

每天早晨升旗，金娃围着旗杆转圈；吴钟华算账，金娃趴在脚边睡觉；台风来了，金娃钻床底下发抖，吴钟华把它抱出来哄。

有次半夜来贼撬保险柜，金娃狂叫把吴钟华吵醒，吓跑了贼人。

它不仅仅是伴侣，更是战友。

可老天爷偏偏喜欢捉弄人，就在日子刚顺当点的时候，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那天，一封迟到的家书送到了岛上。

信封上带着黑边。

吴钟华拆信的手都在抖。

信里说，父亲去世了。

他看了一眼日期——已经是24天前的事了。

那一刻，吴钟华觉得自己像个废人。

父亲走了，他不仅没能见最后一面，甚至在父亲下葬二十多天后，才像个傻子一样知道消息。

他拿着信走到海边，对着北方“扑通”一声跪下，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海浪拍打着礁石，掩盖了一个中年男人撕心裂肺的哭声。

哭完了怎么办？

擦干泪，还得回去写照会，谈渔业合作。

国家的事，一刻也不能停。

三年零八个月，一千三百多个日夜。

吴钟华把自己的腰累弯了，落了一身病。

但他硬是在这片荒地上，帮中国谈下了金枪鱼加工项目，帮当地引进了冷藏设备。

当地人管他叫“中国医生”，因为他带来的中药治好了不少人；管他叫“修路大使”，因为他亲手铺的那条路，谁都能走。

1992年8月，调令终于来了。

临走那天，外交秘书举着酒杯动情地说：“在塔拉瓦，没人不知道吴先生。

大家都在看，看他一个人怎么撑起一个馆。

他做到了，而且做得比谁都好。”

8月31日早晨，吴钟华最后一次升起五星红旗。

他把金娃留在了院子里，托付给邻居。

他不敢告别，怕自己走不了。

车子启动的那一刻，金娃挣脱了绳索。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狗在追，人在哭。

回国后很多年，吴钟华常说，那是他外交生涯最苦的日子，也是最骄傲的日子。

什么是外交官？

人们以为是西装革履、推杯换盏。

但在吴钟华身上，外交官是那个在烈日下刷漆的油漆工，是那个蹲在海边刮青苔的幸存者，是那个把眼泪咽进肚子里的儿子。

2019年，中国与基里巴斯恢复外交关系。

五星红旗再次在塔拉瓦升起。

这面旗帜的底色里，永远有一抹属于吴钟华的汗水，和那个在珊瑚岛上孤独守望的身影。

有些种子，种下的时候没人看见，但花开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知道它的名字。

信息来源：

《一个人的使馆：首任驻基里巴斯大使吴钟华出使纪实》，吴钟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