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兵数十万的伊朗国王，为何被“手无寸铁”的霍梅尼赶下了台？

提起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领袖霍梅尼，世人评价两极：有人尊他为伟大革命家，有人贬他为宗教神棍或权术家。

但回顾1970年代的伊朗，你会发现一个更残酷的真相：推翻强大巴列维王朝的，并非霍梅尼个人的魅力或教义，而是一个王朝在纸醉金迷中自我腐烂，以及千千万万被遗忘的普通人的愤怒与绝望。

那段历史，如同一场早已注定剧本的悲剧。

1971年，巴列维国王在波斯帝国奠基者居鲁士大帝陵前，耗资数亿美元举行了旷世盛典，庆祝帝国2500周年。那一刻，他站在权力的巅峰：伊朗是美国在中东最铁杆的盟友，被称为“海湾警察”。

他拥有比英军还多的英制坦克，比美国海军更早拿到F-14战斗机；首都德黑兰北部，霓虹闪烁、超短裙飞扬，充斥着美酒、好莱坞电影和自由恋爱的气息，繁华程度堪比欧美。

这耀眼的光芒仅仅覆盖了德黑兰北部和少数城市。在德黑兰南部，以及广大的农村，则是另一个世界：贫民窟遍地，水电匮乏，垃圾成山，生活条件甚至不如19世纪。

更魔幻的是，全国近十万外国顾问、工人（其中许多是美国退伍兵）享受着超国民待遇，生活在事实上的“租界”里，而本土资产阶级则疯狂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

巴列维的反对力量主要来自三股势力，他们在通常情况下几乎不可能联合。左翼主要是激进的杜德党及更极端的武装组织（如人民圣战者），主张暴力革命和土地改革，但其激进做派令大众疏远。

右翼是世俗的资产阶级“自由运动”，他们虽是经济改革的受益者，却对腐败、专制和道德沦丧深感不满，心怀政治理想。中间力量则是以霍梅尼为代表的激进教士集团。

霍梅尼虽被流放伊拉克，但其录音带在伊朗流传，他批判王朝腐败、道德堕落、外国势力侵蚀的言论，深深击中了底层民众的痛处。

关键转折在于，霍梅尼身边一批年轻、务实的门生主动担当了“粘合剂”。他们借鉴左翼的组织方法，深入群众；同时积极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接触、结盟。

共同的敌人，巴列维王朝的专制、腐败及其造成的民生灾难，让这三股原本立场迥异的力量暂时放下了分歧。

教士提供了基层组织网络和道德号召力，资产阶级提供了部分资金和世俗合法性，而反抗的火焰，则由数百万被通胀榨干、被现代化抛弃的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点燃。

讽刺的是，摧毁巴列维的，恰恰是他赖以炫耀的石油财富。1973年石油危机后，油价暴涨，伊朗人均GDP在十年间从200美元飙升至2000美元，人口也迅猛增长，看似一片繁荣。

但这所谓的“经济奇迹”是彻头彻尾的幻象。国家经济完全依赖石油，工业命脉被外国技术员掌控，财富集中在权贵手中，并大量转移海外。

石油美元涌入并未惠及大众，反而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巴列维晚年更是解散议会，实行独裁，将所有反对声音逼入绝境。

1979年，霍梅尼归来，巴列维仓皇出逃，不是因为他输给了某个“神棍”，而是他的王朝早已在自我膨胀与对民众疾苦的漠视中，掏空了自己的地基。

霍梅尼的崛起与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不是一个宗教领袖的单独胜利，而是一个全面治理失败的必然结果。

巴列维王朝用石油美元建造了一座虚幻的灯塔，灯塔之下却是民生凋敝、道德溃败与民族尊严的丧失。当教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城市贫民在“反对国王”的旗帜下罕见地联合起来时，王朝的崩溃便已进入倒计时。

这段历史深刻地警示：任何忽视社会公平、切断与民众血肉联系、沉迷于表面繁荣的政权，无论其看起来多么强大，都难以抵御由内而外产生的颠覆性能量。

伊朗革命的剧本，早在德黑兰南北城区的巨大裂缝中，就已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