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天,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细节,成了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关键注脚。
那天是个星期五,天气闷热。
香港中环的一栋写字楼里,一场价值数千万元的房地产交易刚刚签完字。
时间是下午两点,地点是香港招商局会议室,主角,一边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另一边,是一位在地产圈颇有份量的香港老板。
照那个年代的习惯,签完这么大的合同,怎么也得一起吃顿饭。
不光是礼节,更是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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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位老板,刚合上笔盖,立马起身,说句“对不住”,就要走。
袁庚一愣,本以为是借口,结果对方连解释都没来得及说太多,就匆忙往外赶。
“我得赶去银行存钱,银行三点就关门了。”
说完这句,他真就走了。
这事儿当时让袁庚有点摸不着头脑。
几十分钟的饭局都不肯留?他不差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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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这是蛇口招商局第一次和这位老板达成合作,按理说,双方关系还得靠这顿饭来稳一稳。
袁庚本来以为,是不是人家不想和内地官员走太近,毕竟那会儿,很多人对内地还心存疑虑。
但这位老板很快补了句:“真的不是推辞,这顿饭我来买,改天请您单独吃。”
话说得不卑不亢,态度也诚恳。
袁庚也就没再多问。
可他心里其实一直在琢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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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再碰面,那位老板才慢慢解释了当时的情况。
原来,那天是星期五,银行三点准时关门,周末两天不上班。
而那笔卖楼的款项,刚刚到账,超过三千万港币。
当时香港的年利率是14%左右,换算下来,如果不在三点前把钱存进去,这两天的利息就要损失好几万块。
“我不是贪这点利息。”他补了一句,“只是生意人习惯了算账,这种事,差一分一秒都心疼。”
袁庚听完,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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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从军队转到招商局,刚到香港不久。
以前在体制内工作,讲的是程序、规矩、大局。
而现在,面对的是市场,是时间和金钱的直接博弈。
这件事他记了一辈子。
后来在蛇口,他常拿这事儿做例子。
不是为了笑话谁,而是想说明一个问题:不是别人精明,是自己不懂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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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在蛇口工业区干部会上,他说了句后来传遍全国的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不是凭空喊口号,是他在香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经历过的东西。
那时候的蛇口,还是一块刚刚开垦的荒地。1979年,国务院批准设立蛇口工业区,交由招商局试点搞改革。
袁庚受命前来,带着一帮从机关调来的干部,要从零搭起一套适应市场的机制。
可当时的问题是:干部习惯了等文件、走程序、开会讨论,效率低下。
外资企业来了,看见一地荒草和一堆文件,头都大了。
袁庚急了。
他知道,如果不尽快让大家明白“效率”是什么,就别指望招商引资能成。
那面标语,是蛇口最早树立起来的。
就在通往香港的码头路口,几个大字迎风飘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结果没想到。
这两句话成了风口上的浪尖。
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都是老朋友老同事。“老袁啊,这话不能讲。” “你这不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吗?” “赶紧撤下来,省里都在盯着。”
广东省里甚至下了正式指示,要求立刻撤掉标语,说“步子迈得太快了”。
蛇口只能照办。
横幅被悄悄摘下,没人声张。
可这两句话,大家心里记住了。
从那以后,蛇口的节奏变了。
文件审批快了,项目推进快了,甚至连工地上的施工速度,都跟着提起来了。
1981年,日本三洋电机打算来中国建厂。
他们一开始以为,要谈上几个月,早做了准备。
结果,蛇口只用了3天,就全谈妥了。
一个半月后,工厂落地投产。
三洋的高管后来说:“我们原以为中国效率会很低,没想到在蛇口,像在东京一样。”
这一年,蛇口变了。
很多人问袁庚:“你怎么想到要说那两句话?”他只说了一句:“是别人教我的。”
他没提那位匆匆离场的香港老板。
但那顿没吃成的饭,那场赶着银行关门前存钱的奔跑,成了他心里最深的“经济学入门课”。
从那以后,蛇口再也不是原来的蛇口了。
参考资料:
胡鞍钢,《中国改革开放40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
袁庚,《蛇口风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
招商局集团编,《招商局百年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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