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我给县长家修电视，他女儿非我不嫁，县长连夜把我送去参军

1983年的夏天热得邪乎，柏油路晒得能粘住鞋底。我背着工具包往县政府家属院走，后背的汗把的确良衬衫洇出一大片深色，像幅没画好的水墨画。

前儿个县办公室的人找到我，说张县长家的熊猫牌电视机坏了，让我去看看。我爹是镇里修收音机的，我跟着他学了点手艺，后来自己琢磨着修电视，在县城周边小有名气。但县长家的活儿，我还是头回接，心里跟揣了只兔子，突突直跳。

家属院是红砖楼，墙头上爬满了牵牛花。张县长家在三楼，防盗门是铁皮的，敲上去“咚咚”响。开门的是个阿姨，穿着碎花围裙，手里还拿着抹布，应该是张县长的爱人。“是小马吧？快进来，外面热坏了吧？”她嗓门敞亮，倒比我还自在。

客厅里摆着个大衣柜，镜子擦得能照见人影。电视机蹲在电视柜上，黑黢黢的像块大石头。张县长不在家，阿姨说他去乡里视察了。正说着，里屋门帘一挑，走出来个姑娘，梳着两条麻花辫，辫梢系着红绳，眼睛亮得像井水。

“这是我闺女，晓红，刚从学校回来。”阿姨笑着介绍。

晓红没说话，就那么看着我，看得我脸发烫，赶紧蹲下去检查电视。其实毛病不大，就是高压包接触不良，我拆开后盖，用螺丝刀拧了拧，又用砂纸蹭了蹭接头，通电一试，屏幕“唰”地亮了，演着《霍元甲》，“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的歌声差点震破喇叭。

“真厉害！”晓红突然拍手，声音脆生生的，“我爸说找了好几个师傅都没修好，你一来就好了。”

我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阿姨留我吃饭，我哪敢啊，收拾好工具包就要走，晓红突然跑回屋，拿了个苹果塞给我：“给你，甜的。”苹果上还带着水珠，凉丝丝的，贴在我手心里。

我红着脸说了声谢谢，几乎是逃着下了楼。那一路，手里的苹果像块烙铁，我没舍得吃，揣在兜里，到家时被汗浸得有点软了，我娘切开，一家四口分着吃，都说甜。

没承想，过了三天，晓红居然找到我家铺子来了。我家就在电影院旁边，一间小门面，门口摆着些旧收音机。她穿着白裙子，站在铺子门口，引得路人直瞅。

“马师傅，我家收音机也坏了，你帮我修修呗？”她晃了晃手里的收音机，嘴角带着笑。

我心里纳闷，前两天刚听阿姨说家里收音机好好的。打开一看，果然没毛病，就是电池松了。我换了新电池，递给她：“好了。”

她接过去，没走，反而蹲在我旁边，看我修一个旧电视机。“你这手艺跟谁学的？”“你多大了？”“你去过县城以外的地方吗？”问题一个接一个，像连珠炮。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心却乱了，她的辫子垂在肩膀上，发梢扫过我的胳膊，痒痒的。

从那以后，晓红总来找我，有时说收音机坏了，有时说手表不准了，甚至有次拎着个暖水瓶来，说不保温了。我娘看出来不对劲，偷偷跟我说：“小马，人家是县长的闺女，金枝玉叶，咱高攀不起，你可别犯糊涂。”

我懂我娘的意思。我家是个体户，爹娘都是农民出身，晓红是干部子女，还是高中生，将来是要考大学的，我俩就像两条路上的车，根本走不到一块儿去。

可晓红好像不懂这些。有天她来，塞给我一个笔记本，上面画着个小人，举着螺丝刀修电视，旁边写着：“马哥哥真能干”。我脸一红，把笔记本还给她，硬邦邦地说：“你别总来找我了，影响不好。”

她眼圈一下子红了，咬着嘴唇说：“我就是想跟你说话，咋了？”说完，扭头就跑，辫子甩得像鞭子。

我以为她不会再来了，没承想，第二天一早，张县长居然亲自来了。他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没笑，坐在我家那把吱呀响的木椅上，半天没说话。

我爹赶紧泡了茶，手都在抖。张县长呷了口茶，慢悠悠地说：“小马，晓红跟你说了啥没？”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躲不过去了，硬着头皮说：“张县长，您别误会，我跟晓红没啥，就是她来修东西……”

“她昨晚跟我和她妈说，非你不嫁。”张县长打断我，声音不高，却像块石头砸在我心上。我爹手里的茶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碎了。

那天上午，张县长没发火，也没骂人，就跟我聊家常，问我家里几口人，日子过得咋样，问我想不想干点别的。我头埋得低低的，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临走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小马，我知道你是个好娃，手脚勤快，有手艺。但你跟晓红，不合适。她还小，不懂事，你得懂。”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顶多晓红再闹几天。没承想，第三天半夜，我睡得正香，被我爹推醒了：“小马，快起来，张县长在门口等你。”

我迷迷糊糊穿好衣服，出去一看，张县长站在月光底下，旁边停着辆吉普车。“上车。”他就说了两个字。

车子一路往县城外开，我问他去哪儿，他不说话。直到车子停在县武装部门口，他才转过头，看着我说：“我给你报了名，去参军。部队是所好学校，你去锻炼锻炼，将来比修电视有出息。”

我愣住了，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他从兜里掏出个信封：“这是晓红给你的，我没看。到了部队好好干，别惦记家里，我已经跟你爹娘说好了。”

吉普车掉头要走时，张县长又摇下车窗：“小马，等你退伍回来，要是还想修电视，我给你找个好地方。”

我攥着那个信封，站在武装部门口，看着吉普车消失在夜色里。拆开信封，里面是晓红的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我等你回来。”字迹被眼泪洇得有点模糊。

那年秋天，我穿上了军装，去了内蒙古。训练很苦，每天累得倒头就睡，但一有空，我就拿出那个笔记本看看。后来我才知道，张县长怕晓红去送我，特意半夜把我接走的。

在部队待了五年，我入了党，立了三等功，退伍时成了个真正的男子汉。回县城那天，我先去了县政府家属院，却听说张县长已经调去市里了，晓红考上了大学，跟他一起走了。

我站在那栋红砖楼下，看了半天，墙头上的牵牛花还在开，只是没当年那么旺了。

后来我在县城开了家电器修理铺，规模比以前大了，娶了个邻县的姑娘，她会修收音机，跟我挺合拍。有次去市里进货，在百货大楼遇见个女人，梳着短发，抱着个孩子，跟我擦肩而过时，我俩都愣了一下。

是晓红。她也认出我了，笑了笑，眼角有了点细纹。“你回来了。”她说。

“嗯，回来了。”我说。

孩子哭了，她赶紧抱着孩子去买奶粉，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像当年在我家铺子门口那样。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心里突然松快了。有些事，就像当年那台熊猫电视，坏了就是坏了，修不好，也没必要修。张县长说得对，部队是所好学校，它不光教会我怎么叠被子、打枪，还教会我怎么放下。

如今我儿子都能打酱油了，铺子门口的喇叭里天天放着新歌，但每次听到《霍元甲》，我还是会想起1983年的夏天，那个系着红绳的麻花辫，和那个半夜把我送去参军的县长。

有些转身，不是因为不爱，是因为太知道，啥叫合适，啥叫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