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将军看耿飚衣着朴素，问他带多少兵，耿飚：也就十几万人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

这句话用来形容耿飚再合适不过了。战争年代，他在战场上南征北战，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在组织的安排下从事外交工作。

耿飚从事外交工作期间，还发生了不少有趣的事情呢。接下来，就一起看看这位先辈的传奇经历吧。

1909年，湖南醴陵的一户贫苦农家添了个男孩，父母给他取名叫做耿飚。耿飚的童年，是被贫穷和压迫填满的。7岁那年，为了讨口饭吃，他跟着父母逃荒去了湘南，13岁就开始在矿场当童工了。

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面，耿飚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换来的却是少得可怜的工钱和资本家的百般刁难。

那时候的工人，在矿主眼里根本不算人，矿道塌方、瓦斯爆炸是常有的事，死了人也不过是赔几个钱草草了事。亲眼目睹过矿工被埋在地下，矿主却拒绝施救的惨剧后，耿飚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这样的世道，必须改！

1925年，耿飚终于迎来了改变的机会。在共产党同志的引导下，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明白了工人阶级要翻身，就得团结起来闹革命。这年5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踏上了一条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道路。

1926年，北伐战争的炮火点燃了湖南的革命浪潮。耿飚接到了第一个任务：从敌人的兵工厂里秘密运出一批枪支，武装水口山工人赤卫队。

这是一趟九死一生的差事，他凭着一股子机灵和不怕死的劲头，硬是把枪支安全送到了目的地。不久后，他又奉命回到醴陵，组建农民赤卫队，带着乡亲们参加醴陵暴动，跟着十万农军攻打长沙。

耿飚的革命道路也不是一直都如此顺利的，在反动派的疯狂反扑下，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重创，耿飚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但他没有退缩，几经辗转，在1928年4月找到了浏阳的党组织，还当上了浏醴游击队队长。这支游击队神出鬼没，在湘赣边界打击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成了反动派的心腹大患。

这一年的8月，耿飚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1930年9月，耿飚带着游击队加入了红军，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红1军团第3军第9师的参谋，到师干部教导队队长，作战教育科科长，再到红1军团第2师4团团长，他一步一个脚印靠着战功打出了名堂。

在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战斗中，在漳州战役的战场上，他总能想出奇招，带领部队打胜仗。

真正让耿飚扬名立万的，是红军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耿飚率领的红4团担任红2师的前卫，成了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攻克古陂、激战九峰山、夜渡潇水河、奔袭道州城，一路斩关夺隘，为大部队扫清障碍。

最惨烈的一战，是湘江战役。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耿飚带着战士们死守阵地，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硬是用血肉之躯为中央纵队和主力红军撕开了一道口子。

红军进入贵州后，他又率部强渡乌江，首夺天险娄山关，为红军扭转战局立下汗马功劳。毛主席特意写信表扬他，这封信，成了耿飚一生的荣耀。

遵义会议后，耿飚升任红1军团第1师参谋长。他带着部队参加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每一场战斗都打得漂亮。

过彝族地区时，他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彝族同胞结下深厚友谊；抢渡大渡河、配合兄弟部队夺占泸定桥，他又一次在生死关头扛起了重担。

长征抵达陕北后，他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攻打甘泉时颈部负重伤，却依然咬着牙指挥战斗，直到战斗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耿飚担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参谋长、副旅长兼副政治委员，驻守陇东，保卫陕甘宁边区。

1941年，他进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系统地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1944年，他调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联络部部长，为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斗争奔波。

1945年，他指挥部队向张家口的日伪军发起进攻，一举收复这座被日军占领多年的塞外重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抗战胜利后，和平的曙光似乎就在眼前，可国民党却撕毁了和平协定，发动了内战。

1946年1月，耿飚来到北平，担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兼交通处处长。在叶剑英同志的领导下，他和国民党破坏和平的阴谋展开坚决斗争。

那段时间，国民党特务对他进行24小时盯梢，可耿飚根本没把这些特务放在眼里。

有一次，他在电影院门口撞见了跟踪的特务，非但没躲开，反而主动上前请对方看电影。他的行为直接让特务晕头转向，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后来，耿飚还借着点名的机会，发现有个特务好几天都没出现，一打听才知道对方是生病了。他竟然二话不说就买了药上门探望。他的真诚打动了对方，随后那特务就把国民党监听叶剑英等领导的秘密和盘托出，为我党提供了关键情报。

回到晋察冀军区后，耿飚担任野战军参谋长，参与组织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在战略进攻阶段，他又参与指挥了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打得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1948年5月，他升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支兵团后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也就是赫赫有名的“杨罗耿兵团”。

在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宁夏战役的战场上，耿飚的名字成了敌人的噩梦，他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1950年，一封调令改变了耿飚的人生轨迹。党中央决定调他到外交部工作，这个消息让他十分意外。

思索再三后，耿飚找到了周总理，真诚地说：“总理，我就是个大老粗，不懂洋文，也不懂那些外交礼仪，让我去跟外国人打交道，这不是给国家丢脸吗？”

周总理却笑着告诉他：“你抗战时期带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到晋察冀，不就是在搞外交吗？你跟美蒋都打过交道，这经验可比书本上学来的管用。”

毛主席也特意给他吃了颗定心丸：“将军去当大使，不算转业，保留军籍！”

就这样，耿飚赶鸭子上架，成了新中国派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大使：驻瑞典王国大使，还兼任驻丹麦、芬兰公使。

上任前，他和其他“将军大使”一起，经历了一场“魔鬼训练”。

一群握惯了枪杆子的硬汉，硬是对着镜子练起了西餐礼仪。为了能和瑞典国王直接对话，他和夫人赵兰香从ABC开始学英语，吃饭背、走路背，互相抽查，硬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过了语言关。

1950年冬天，耿飚来到瑞典。在一场外交酒会上，一位瑞典将军看着他朴素的穿着，满脸不屑地挑衅：“听说阁下以前是将军，不知道带过多少兵？”周围的洋人都等着看笑话，可耿飚只是淡淡一笑：“也就十几万吧。”

这话一出，全场瞬间安静了。要知道，当时瑞典全国的军队加起来，还不到十万。

那位瑞典将军手里的酒杯一顿，随即挺直腰杆，给耿飚敬了个标准的军礼，眼神里的傲慢早已变成了敬畏。

耿飚自己却并没把这次“露脸”当回事，他牢记党中央的嘱托，把外交工作当成了新的战场。

那时候的中国驻瑞典使馆，穷得叮当响，人手严重不足。司机忙不过来，耿飚就自己去考瑞典驾照，开着挂着五星红旗的轿车穿梭在斯德哥尔摩的街头。

他还脱下西装，换上工作服，钻进瑞典的工厂、矿山和地铁，认真研究人家的工业化经验，发回国内的调研报告，成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参考。

此后的20多年，耿飚的外交生涯一路延伸。他先后担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大使、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在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领导下，他认真贯彻中央的外交方针，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完美结合。

他推动中巴、中缅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为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立下汗马功劳。巴基斯坦政府专门给他颁发勋章，缅甸领导人也多次赞扬他的贡献。

毛主席看过他关于改进外交和外援工作的报告后，称赞道：“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很多人替耿飚惋惜，因为以他的资历，1955年授衔的时候至少是个上将。可耿飚却从不放在心上，在他看来，军衔不过是个符号，为祖国和人民做事才是最重要的。

离开领导岗位之后，他也还是心系国家，多次给组织上写信，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军队建设建言献策。他还很关心贫困地区的群众，多次捐款捐物。他热心老龄事业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始终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如今，耿飚的故事已经载入史册，但他那股不卑不亢的精神，还在激励后人，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