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春天,麦加大清真寺扩建合同落槌的那天,沙特王宫的宴会厅灯火通明。坐在主位的穆罕默德·本·拉登刚刚击败西方竞标公司,夺得工程大单,举杯时,他的随行秘书悄声提醒:“少爷们的学费已经安排好,夫人那头也得有人去知会。”穆罕默德挥手笑答:“这点小事,用不着操心。”厅外,几个年轻女子在等候召见,她们不知道,自己或将被写进“家族史”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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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叠加,从不单靠工程款。对拉登家族而言,婚姻本身就是另一条掘金通道。伊斯兰教法允许一夫四妻,可在这位建筑巨擘手里,规则被拧到极限——“我要休了你”五个词,只需轻轻一句就能翻页,婚盟成了随时可撕的契约。坊间才说:拉登家里,婚礼与离婚同日不稀奇。
回头看穆罕默德的崛起轨迹,并非一开始便金玉其外。二十年代的青年穆罕默德是逃学惯犯,讨生活时曾在吉达港口搬运水泥。从第一笔小包工头活儿到承包王宫修缮,他用的不过是胆子大、算得快。合同谈妥,他会在营地架起篝火庆功;篝火旁若看上歌舞队里的姑娘,隔天即请教长证婚。于是,二十二段婚姻像临时搭建的脚手架,一座拆一座,再一座。
拉登家规向来强调“子嗣均分”,五十多名儿女各自获分配学费、产业股份和欧亚两地的教育机会。父亲却常年在工地和王宫间穿梭,孩子们对他更多是敬畏而非亲近。“阿爸什么时候回来?”幼子奥萨马问乳娘,得到的回答总是“工程完了就回”。久而久之,孤寂在孩子心里扎根。
第一代男人的疾驰让第二代继承一条铺满金子的路。长子萨利姆自牛津到迈阿密一路西风拂面,钢琴弹得好,赛艇也玩得嗨。七十年代石油财富喷涌,他与美英投行签大单,眼神却在鸡尾酒会上追逐模特。伦敦的画家、巴黎的贵族、纽约的社交名媛——最热闹时五人同时出现,他却能优雅应付。终究在众人“请你定夺”的逼问下,他选定了英国上流社会的一位金发小姐成婚。然而风流未改,私人飞机空中盘旋时的一个失误,于一九八八年终结了他的故事,也把家族的旗子交到其他兄弟手中。
轮到奥萨马登场,他与兄长的华丽生活截然不同。母亲阿丽娅出身不高,十四岁便进门,很快被弃于深宅。奥萨马在这种灰影里长大,沉默寡言,心思全系在古兰经和宗教讲坛。十七岁,他迎娶表妹纳伊瓦,憨怯少年掀开红盖头,算得上温情时刻。十年、十一个孩子后,夫妻间多了距离。更大的变奏来自一九八三年的再婚——赫蒂彻出身名门,却难忍“一夫多妻”的天然藩篱。她主动离去,留下的是奥萨马对“绝对顺从”的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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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第三、第四任妻子是纳伊瓦亲自推荐。她看似大度,其实是传统礼法的牺牲品——“丈夫要再娶,也要由正室点头。”于是两名年轻女子被请进门,同屋共墙。紧接着的九九年,十七岁的也门姑娘阿迈勒搭乘家族专机抵达阿富汗山区,成为第五任妻子。她的出现迅速改变家中微妙平衡,纳伊瓦带着孩子迁往叙利亚,从此天各一方。
拉登家族的女性处境日渐清晰。对外界,他们是财富戴上王冠的公主;在高墙厚院中,却更接近被编号的母体。繁文缛节、宗教条文、男子对血统的偏执,将她们束缚在名为“家族”的巨网里。赫蒂彻退婚,只换得冷眼;卡门·杜福尔——那位在美国校园遇见奥萨马弟弟伊斯拉姆的瑞士女孩——更是亲历“从自由到禁锢”的剧变。踏入吉达的第一个黄昏,她被告知:“从今天起,你就是拉登家的人。”黑袍罩身,友人来访需隔帘,她低声对丈夫说:“我要呼吸。”回答只有一句干巴巴的“遵守律法”。
“九一一”后,卡门逃出沙特,带两女儿回到日内瓦。可护照上“bin Ladin”几个字母像烙铁,过海关都要比旁人多站三分钟。二〇〇六年,大女儿瓦法赫在马萨诸塞举行婚礼,礼堂外停着豪车。拉登家族上百名亲族包机赶来,礼金是一栋带泳池的海景别墅。她笑着收下,却在宾客散尽后对母亲说:“我们真能摆脱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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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条看不见的锁链,在三代女性的手腕上连缀。穆罕默德的二十二段婚书、萨利姆的纸醉金迷、奥萨马的极端狂热,在外界眼里是传奇,是丑闻,更是财富迷雾中的波纹;对无数卷入者来说,却是日夜难消的控制与牺牲。拉登家族的高墙仍在,里面多少婚纱未干、多少离书已写,没人敢说这扇门何时真正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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