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定准噶尔叛乱之战：雪域苍茫处，帝国落笔如刀

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之阴，风过处不是松涛，是白骨低语；雪落时不见梨花，唯见旌旗冻裂于朔风之中。那里曾盘踞着蒙古最后的雄鹰——准噶尔汗国。它不臣于庙堂，不纳于岁贡，以弓马立国，以冰河为堑，在康熙、雍正两朝的龙旗之下，倔强地活成了大清版图上一道未愈的旧疤。

而乾隆二十年（1755年），一道朱批圣谕自紫宸殿飞驰而出，落于伊犁河谷的冻土之上——不是哀诏，不是抚谕，是战书，更是终章序曲。

这一战，非止于兵戈相向，实为文明疆域的终极校准：一场横跨三代帝王、绵延七十余年、融合军事远征、地理测绘、宗教整肃、人口重构与生态重置的“国家工程”。

一、鹰巢未倾，余焰已炽

准噶尔非寻常藩部。其鼎盛时控弦三十万，囊括今新疆北部、中亚东部、蒙古西部，甚至染指西藏。噶尔丹策零死后，汗国内讧频仍，但“内斗愈烈，外拒愈坚”——他们一面火并，一面遣使清廷虚与委蛇；一面焚毁喇嘛庙宇压制黄教，一面又借藏传佛教号令漠西诸部。雍正九年和通泊之役，清军两万精锐几近全没，史称“国朝用兵之辱，未有甚于此者”。此痛入骨，却未催动决战，只因雍正深知：准噶尔之根，不在牙帐，而在天山北麓的牧场、在伊犁河的水源、在藏传佛教的经卷里。

二、乾隆的三把刀：兵锋、笔锋、佛锋

乾隆即位后，并未急于挥师。他先遣傅恒主持《西域图志》编纂，命测绘官携西洋仪器横穿天山，“凡山川道里、卡伦汛地、厄鲁特部落分驻之处，一一详载”——地图未绘完，战局已了然于胸。

第二刀，斩向信仰。清廷厚封章嘉呼图克图，敕建须弥福寿庙，将格鲁派权威从拉萨悄然引向承德；同时严查准部“假活佛、伪经卷”，将宗教解释权收归中央。当清军进入伊犁，所至之处不焚寺、不掠经，反助修庙、颁度牒——信仰的归顺，比城池更难攻取，也更彻底。

第三刀，才是兵锋。1755年春，清军分两路出征：班第率北路越阿尔泰，永常领西路穿巴里坤。不筑长垒，不屯坚城，轻骑奔袭，直捣牙帐。五月，达瓦齐众叛亲离，于格登山被阿睦尔撒纳生擒——准噶尔汗国名存实亡。然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

三、雪线之上，无人幸免的清算

达瓦齐降后，阿睦尔撒纳旋即反叛，点燃第二次远征烽火。这一次，清廷不再招抚。乾隆密谕：“准夷种类，反复性成，若不尽歼，终为边患。”这不是屠戮的指令，而是帝国对“不可同化性”的最终判定。

1757年冬，清军冒零下四十度极寒深入博尔塔拉，以火器破冰围营；次年春，于额尔齐斯河畔搜剿残部，“逐水草而追，随雪迹而捕”。史料载：“厄鲁特人丁十不存一，牧地千里无炊烟。”这不是野蛮的湮灭，而是一场冷峻的地理清除——当游牧社会赖以存续的畜群、水源、迁徙通道尽数瓦解，所谓“汗国”，便只剩史册里一个褪色的名字。

四、落笔伊犁：一座城，一部法，一条路

1762年，乾隆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驻节惠远城——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完全按《周礼·考工记》营建的边疆首府：九里三环，钟鼓楼居中，满汉蒙回四坊分列，城内设粮仓、铸币局、印书局、观象台。

同年，《钦定回疆则例》颁行，首次以法典形式确立“因俗而治”：维吾尔伯克世袭需朝廷核准，司法终审权归伊犁将军，赋税改征实物为折银，驿道直通北京——八百里加急，五日可达。

而最沉默的征服，藏于地图深处：清廷将“准噶尔”之名正式废除，代之以“新疆”——意为“故土新归”。不是拓疆，是复疆；不是开边，是回家。

结语：雪融处，始见昆仑真形

准噶尔的消逝，不是草原帝国的黄昏，而是中华多民族国家疆域定型的破晓。那一场持续十年的远征，没有凯旋门，只有惠远城头飘扬的龙旗；没有颂歌，只有《西域水道记》里一行行干涸河床的经纬坐标。

当今日我们俯瞰中国地图，那片占国土六分之一的辽阔疆域，并非天赐，而是由无数冻僵的缰绳、磨穿的马蹄、焚尽的账册与重写的法典，一寸寸夯筑而成。

雪落无声，山河有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