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缜难倒宰相的神逻辑，藏着怎样的认知陷阱？

范缜的“人生犹如落花”论，能让宰相萧子良无言以对，对我则基本没用。

《资治通鉴》记载了一个故事，原文如下：

子良笃好释氏，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亲为众僧赋食行水，世颇以为失宰相体。

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无以难。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竟陵王萧子良痴迷佛教，经常延请高僧讲论佛法，僧俗参与甚是踊跃，盛况在江左空前。萧子良有时甚至亲自为僧人分食递水，许多人认为当宰相的这么干有失体面。

范缜则坚称无佛，萧子良问他：“你不信因果，请问世间的人为什么有的富贵有的贫贱？你怎么解释？”范缜答对道：“人的出生犹如树上的花同时绽放又随风飘散，有的落在华美的席子上，有的落到粪坑里。落在席子上的，比如殿下您；落在粪坑中的，比如我范缜。人生的贵贱虽然大不相同，但哪里能看出有因果轮回的影子呢？”萧子良听了一时语塞，无以反驳。

很显然，在这个回合的较量中范缜赢了，萧子良输了。之所以说萧子良输了，是因为面对范缜抛出的“人生来或富贵或贫贱纯属偶然”的观点无还手之力，而这个观点正是对佛教“果报轮回”的正面否定。

《资治通鉴》“子良笃好释氏”这段后面，还有一段记述，原文如下：

缜又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

翻译出来就是：

随后范缜就写出了他著名的《神灭论》，说“形体（肉体）是精神（灵魂）赖以存在的基础，而精神则是形体的功用体现。精神对于肉体，犹如刀刃的锋利与刀的关系，从来没听说过刀已不在而锋利犹存，又怎么能说肉体消亡了精神还存在呢？”此论一出，朝野哗然，众人纷纷诘难他，但终不能让他屈服。

若单纯从逻辑学角度讲，范缜“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的观点，比他“人生犹如落花”的观点更加精彩，也更具说服力，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把肉体与灵魂的关系比作刀与锋利的关系，实在精妙绝伦。确实，范缜的上述两个观点就曾经极大地影响了近代大学者胡适先生，并由此塑造了他的世界观。

但我总觉得范缜的观点哪里有问题，到底哪里有问题呢？

原来，他的论据与论证统统站不住脚！

你看，他对“人为何有富贵有贫贱”及“肉体与灵魂关系”的解释，均采用的是“以比喻替代论证”的方式。

这正是问题所在！请问：你凭什么认为人生犹如落花？这个比喻本身就是一个有待证明的假设，换言之，把人的出身比喻成落花本身就需要严密的论证，而你直接越过论证这个阶段塞给我一个观点了事。“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亦然，同样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假设，基于没有经过证明的假设引导出看似合理的结论，到底有多大的说服力？

我们知道：比喻只能用于说明，不能用于证明。

确实，巧妙的比喻可以帮助理解，在日常交流中使用一下无关紧要，但是当我们面对的是严肃的科学问题的时候，就不能随便使用了，因为比喻不触达事物本质，只停留在表面的相似。科学的严肃的问题客观上需要用科学的态度与方法来对待，比喻从来就不是科学的解释方式，更不是严谨的论证方式。以比喻取代论证只会让我们陷入“以为明白了其实更糊涂”的尴尬境地。

这实际上意味着，哪怕范缜的结论是对的，因为他使用了比喻的论证方式，导致他的结论经不起推敲。假如当时萧子良问他“你把人生比喻成落花的依据是什么”，我真不知道他该怎么回答，无法自圆其说还是不得不长篇大论？

一个不幸的事实是：“以喻代论”是中国人自古就有的认知传统，几千年来鲜有人质疑这个认知逻辑的缺陷。

由此联想到另一个看似不相干的问题：中国几千年历史灿烂辉煌，一直走在人类文明的前沿，为什么近代科学发源于欧洲而不是中国？

我的思考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成为限制科学发育的最主要障碍——一直以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偏感性而非理性，感性的表达方式与思考方式不利于理性科学的发育。比如，比喻无法产生科学定理，也无法产生科学公式，当然也谈不上实证。

科学依据的是严密的逻辑推理与论证，需要实证验证，比如胡适先生的导师杜威倡导的“实证主义”，强调用实证方法验证观点，这与范缜“以比喻作辩驳”的方式，已然形成了现代思维与传统思维的分野。

当然，我并不苛责古人，而是站在现代科学思维的视角，审视“以喻代论”认知模式存在的局限性，意在镜鉴未来。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依然习惯用比喻的方式论证道理，那就是大悲哀了，说明我们有很多人至今没有跳出古人的思维局限，未建立科学的思维方式。

我认为，我们对待“灵魂是否能独立存在”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我们至今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证明灵魂必定不能独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