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鼎丞在毛主席过问下，出席会议，谢富治：不要以为出来就没事了

1967年5月1日清晨，天安门广场猎猎红旗随风招展。观礼台上人影攒动，可毛主席扫视半圈后突然问了一句：“张鼎丞呢？”一旁的谢富治怔了下，只得匆匆去找这位闽西老红军。短短一句话，道出一位老同志在风雨飘摇岁月中的分量。

张鼎丞，1901年生于福建永定。19岁起当小学教员，接触新思潮；1926年在广州入党，旋即回闽西组织农协。那片客家山区贫穷闭塞，却也孕育了井冈山之外最坚韧的革命火种。1930年冬，他跟随毛泽东、朱德转战闽西；1932年主导厦门、漳州周边武装斗争，白军贴出悬赏榜：“缉拿张鼎丞，活要人，死要头。”十年来枪林弹雨，他熬过了。

抗战爆发后，闽西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他任副司令。那时闽粤赣交界山高水险，日伪、顽军、土匪交错，他却能“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走”，确保根据地存续。胜利后，中央调他北上华中，胃病、疟疾缠身，他只随身带两件旧军装和一本满是批注的土地法大纲。

1949年夏，福建解放。中央考虑再三，拍板让张鼎丞回乡出任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刚踏上福州码头，他对随行干部说：“这是欠乡亲的债，该还了。”摆在眼前的头号难题是土匪。山区枪声此起彼伏，粮道接连被截。中央电示：“冬春之交务必肃清匪患。”三个月内，张鼎丞拉着军区、公安、民兵连夜摸排，一面分兵围剿，一面发动民众减租减息。到1951年春，全省股匪锐减九成，几十年不敢下山的老百姓第一次挑着担子去集市。

剿匪稳定后，他惦记的是老区。1952年夏，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布《关于老区工作的指示》，划拨救济粮三千万斤、扶持款三百亿元旧币。长汀、上杭、连城的赤地荒山被开垦成稻田，赤脚医生、集体林场、夜校一并推开。老区人说：“张主席给我们点亮了灯。”

同年，他在福州创办人民革命大学，自任校长。学员都是刚从前线复员的排长、连长，还有民兵头目，三个月集中培训，政治课与生产技术并重。毕业分赴各县，福建干部荒状况迎刃而解。有人送他一台进口电唱机，他摆手：“放下文件吃饭都没空，要它干啥？”清廉作风渐成风气。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在北京开幕，张鼎丞当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时年五十三岁。他到岗第一周只提出一句话：“检察官，先要顶得住人情关。”随后亲自主持制定干部任用细则，明确“政治可靠、办事公道、懂法律”三条硬杠杠，宁缺毋滥。到1956年，全国已有二十多个省级检察院、两千余名受训检察官，制度雏形初具。

风高浪急的日子很快席卷而来。1966年后，各种标签满天飞，张鼎丞也被列入“保守顽固”名单。5月1日的庆祝活动原本少了他的席位，若非毛主席一句话，他也难登城楼。谢富治找到他时语气复杂：“首长，主席点名了，您必须去。”张鼎丞略一沉吟，只披上旧中山装登车。广场上礼炮声震耳，他站在主席身侧，面色坚毅。

10月1日国庆大典，他又被请上城楼，主动向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工作有漏洞。毛主席挥手：“有过错改了就行。”话很轻，却给足了体面。可是风波未止。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他竟被通知“暂缓出席”。会议进行到一半，毛主席发现名单里没他，当即质问：“闽西老同志怎么不在？”会务人员匆匆补票，他才得以入场。

会后不久，谢富治私下把他叫到办公室，阴沉地丢下一句：“别以为放你出来就算完事。”张鼎丞望着对方，淡淡答道：“历史会证明清白。”此言不多，却掷地有声。多年后翻检那天的谈话记录，这句回敬仍透着铮铮硬气。

随后的岁月，审查、隔离、批斗，轮番压来。他坚持“只讲真话，不污人，不自污”。一些旧友受不住压力写了检查，他却在被褥上用牙膏写下日记：“艰难时守得住底线，才对得起那些牺牲的同志。”1975年冬天病情加重，探视医生提醒他静养，他摆摆手：“还有公文要看。”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北京决定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张鼎丞已须发皆白，肺部感染未愈，仍坚持参会。医护劝阻无果，他说：“这一仗，不到场难安心。”大会当天，他在风中站了两小时，全程没坐。

拨乱反正后，检察机关迅速恢复。1980年，他在五届人大再被推举为副委员长，高度评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七个字。次年冬天，他病情恶化，12月16日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三岁。

张鼎丞走了，闽西、福建、乃至共和国法治建设，都刻着他的名字。谢富治那句威胁早已散作尘埃，而他“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话，被无声地印在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