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了她一颗奶糖，她哭了二十分钟

平壤的冷是有声音的。不是风声，是牙齿打颤的声音，成千上万人的牙齿在寒夜里轻轻叩击，汇成这座城市隐秘的底噪。

金玉善来接机时，睫毛上结着霜。她鞠躬的角度精准如量角器，中文发音字正腔圆：“欢迎来到朝鲜，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她笑的时候，嘴角有梨涡，但眼睛不笑。

行程第三天，气温骤降到零下十九度。参观锦绣山太阳宫时，规定要步行一公里。玉善走在队伍最前面，深蓝色制服在寒风中紧贴身体，勾勒出单薄轮廓。她的耳朵从发际线露出来，冻得透明，像粉红色的薄瓷。

中途休息时，我从口袋里摸出最后一颗大白兔奶糖——女儿塞给我的，说想家时就吃一颗。鬼使神差地，我递给玉善。

她盯着那颗糖，仿佛那是枚即将引爆的手榴弹。四下张望后，她迅速接过，攥在手心，没有吃。

“谢谢。”她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被风声吹散。

那天晚上，旅行团在羊角岛宾馆用餐。玉善站在餐厅角落，等候吩咐。我注意到她一直攥着右手，时而松开看看，再紧紧握住——那颗糖还在她手里。

用餐结束后，我故意最后一个离开。经过她身边时，听见极轻的一声：“能……再给我一颗吗？不是我要。”

她的声音在颤抖，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别的什么。

第二天，我带了整包奶糖。参观万景台学生少年宫时，一个合唱团正在排练。孩子们脸颊冻得通红，歌声却嘹亮整齐。排练间隙，玉善走过去，蹲在一个最小的女孩面前——那孩子大约五六岁，门牙缺了一颗。

玉善背对着我们，迅速把两颗奶糖塞进女孩口袋，用韩语低声说了句什么。女孩眼睛瞬间亮了，像暗夜里突然点起的烛火。

那一刻，玉善回过头，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她眼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又迅速熄灭。

信任是从那个眼神开始的。

行程第五天，大巴车前往开城的路上抛锚。司机修理时，乘客被允许在路边“有限活动”。玉善带我走到一片白杨林后，那里能看见远处村庄的轮廓。

“我女儿，”她忽然开口，眼睛望着那些低矮的房屋，“今年六岁。和刚才那个女孩一样大。”

她从贴身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塑料夹层，里面藏着一张照片：一个瘦小的女孩，穿着明显过大的衣服，但笑得灿烂。

“她在保育院。”玉善说，“我丈夫三年前去煤矿工作，遇到瓦斯爆炸。他们说他是英雄，给了我这枚奖章。”她指了指胸前的徽章，“但英雄的女儿，一个月只能吃一次糖果。配给制。”

她顿了顿：“上次见她，她问我：妈妈，糖是什么味道的？我答不上来。我已经……五年没吃过糖了。”

风吹起她的刘海，额角露出一道浅浅的疤痕。

“这是怎么？”我问。

玉善下意识摸了摸伤疤：“去年冬天，保育院暖气坏了。我去看女儿，她把唯一的热水袋让给了更小的孩子。我抱着她睡，半夜她冷得抽搐，我起身想去找人，滑倒了，撞在桌角。”

她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缝了五针。没有麻药，因为麻药要留给更重要的人。”

大巴车修好了。回程路上，玉善一直沉默。直到平壤的灯火在暮色中浮现，她才轻声说：“您知道吗？朝鲜曾经很甜。”

我没听懂。

“我母亲说，八十年代以前，平壤有糖果厂。过年时，每家都能分到糖果。她记得那种味道——牛奶、白糖、一点点香草。”玉善望着窗外，“她说，那时候的甜，能甜一整天。”

她转回头，眼睛在昏暗车厢里异常明亮：“现在我们的甜，都在歌里。歌词里写着‘甜蜜的生活’，但孩子们不知道糖是什么味道。”

最后一晚，玉善敲响了我的房门。她手里拿着一个陈旧的铁盒，边缘已经锈蚀。

“我想和您做个交换。”她说，“用我的故事，换您那包糖。”

我请她进来，把剩下的半包奶糖全放在桌上。她没拿，只是盯着看，仿佛那些糖会飞走。

“我父亲，”她开始说，手指无意识摩挲铁盒，“是中文翻译。八十年代常去中国。他会带回很多东西：暖水袋、羽绒服、还有……糖果。”

她打开铁盒。里面没有糖，只有一张发黄的糖纸，印着已经褪色的米老鼠图案。

“这是我四岁那年，父亲最后一次从北京回来带的。他剥开糖，放进我嘴里，说：玉善，记住这个味道。这是幸福的味道。”

玉善拿起那张糖纸，对着灯光。糖纸薄如蝉翼，几乎透明。

“一周后，父亲被带走了。他们说他和中国走得太近，思想受到了污染。”她声音很轻，“那年冬天特别冷，母亲把能烧的都烧了取暖。最后，她烧了父亲所有的书和笔记，但留下了这张糖纸。”

她把糖纸递给我：“摸一摸。”

我接过。近三十年的时光让糖纸脆弱不堪，但它依然保持完整，上面米老鼠的笑容模糊却固执。

“每个冬天最难熬的时候，母亲就拿出这张糖纸，让我舔一舔。”玉善笑了，那个笑容终于到达眼底，却比哭更让人心碎，“她说：玉善啊，记住，世界上还有甜。哪怕只是记忆里的甜。”

她终于拿起一颗奶糖，小心剥开。糖纸展开的声音在寂静房间里格外清晰。

她把糖放进嘴里，闭上眼睛。

然后，眼泪毫无预兆地滑落。

一开始是无声的，只是泪水不断涌出。接着肩膀开始颤抖，她用手捂住嘴，但呜咽声还是从指缝漏出来。最后她蜷缩在椅子上，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压抑的、破碎的哭泣，带着五年、十年，或许更久没哭过的所有委屈。

她哭了整整二十分钟。其间有两次，她试图停止，擦干眼泪，但新一轮的泪水又汹涌而至。

“对不起，”她终于说，声音嘶哑，“我只是……忘了。忘了甜是这样的。它从舌尖开始，慢慢化开，一直到喉咙，到胃里，然后……然后整个人都暖起来。”

她看着手里皱成一团的糖纸，崭新的糖纸，印着大白兔。

“我能留下这张吗？我想给女儿看，告诉她：这是糖的味道，这是妈妈今天尝到的味道。”

我点头，把剩下的糖全推给她。

她只拿了三颗：“一颗给女儿，一颗给母亲，一颗……”她顿了顿，“我埋给父亲。在他被带走的那片山坡上。”

离别时刻，玉善恢复了标准笑容。但在安检口，她借着检查护照，往我手心塞了那个铁盒。

“糖纸留给您，”她低声说，“请记住，在朝鲜，甜是一种需要被传递的记忆。”

飞机起飞后，我打开铁盒。那张发黄的米老鼠糖纸静静躺着。底下还有一张小纸条，用中文写着：

“如果有一天，您见到我女儿，请告诉她：妈妈尝过甜，真的。很甜，很暖，像太阳照在冰上的感觉。”

回到中国后，我去了最大的糖果店。货架上摆着数百种糖果，五彩斑斓，甜香扑鼻。我站在那里，突然泪流满面。

售货员吓坏了，问我是不是不舒服。

我说不出话。

因为我忽然明白了：在玉善的世界里，一颗糖需要被藏进贴身上衣口袋，需要被分成三份，一份给现在，一份给过去，一份给永远回不来的人。

而我站在这里，站在糖果的海洋里，却想起那个因为一颗奶糖哭了二十分钟的女人。

如今，那张米老鼠糖纸被我镶在相框里，放在书房。女儿问过我：“爸爸，这只是一张旧糖纸啊。”

我说：“不，这是一个国家的甜度计。”

有些地方，甜的计量单位不是斤两，不是颗数。

是记忆能保存多久。

是眼泪流多少分钟。

是一张糖纸，穿越三十年光阴，仍然相信米老鼠在笑。

而我每次撕开糖纸时，都会想起平壤的冬天，想起一个六岁女孩问“糖是什么味道”，想起一个母亲舔着空糖纸说“记住，世界上还有甜”。

于是糖在嘴里化开时，总带着一丝咸涩——

那是从另一个世界飘来的、眼泪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