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保命，再教书”：多地教育争议频发，教师自保潮暴露了什么？

近期与同事们聚在一起，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点的老师，大家对教育界的几则热点事件长吁短叹：山东育英中学老师因惩戒尺度争议被调离岗位，虽调查证实无主观伤害意图却仍难逃处分；湖南石门县一起普通家校纠纷，因拉人进群琐事升级为跨省传唤、多方受罚的多方输局；班主任兼宿管获刑6年；还有老师因正常批评教育被恶意举报的案例频发……

这些事件看似起因与结果各异，大家议论之后却都指向同一认知，“先保命，再教书”。看似带有调侃意味的一句话，其实已在部分老师群体中渐成共识，“清醒自保”也成为部分老师的职业准则。这看似表面消极心态的外显，但绝非部分老师群体的主动退缩，而是教育生态失衡的直观映射，背后暴露的家校信任崩塌、责任边界模糊、制度保障缺失等问题，值得学校、老师、家长，甚至整个社会深思。

部分老师的“清醒自保”，首先暴露了家校关系的严重异化。西南某地数据显示，2024年前8个月收到的128条教师举报中，仅7起基本属实，94%的举报为不实或恶意。从家长因孩子未当上班干部举报老师“不公”，到因批评教育投诉“语言暴力”，投诉逐渐沦为部分家长的“武器”。更有甚者，重庆某中学家长因饭卡充值沟通问题疑似殴打老师，而学校最初的通报却偏向息事宁人。这种过度对抗的家校关系，让老师被迫用“少管、少说、多留痕”武装自己，本质是教育信任基础的崩塌。

这些事件反映出老师责任边界的无限扩张与保障机制的缺位。河南方城校园大火案的宣判，让安全责任的沉重压力再次凸显，也让更多老师陷入“安全责任全覆盖”的焦虑。从课间意外到食品安全，从心理健康到校园设施，教师几乎被推为“无限责任人”。可当风险发生时，学校往往为求平稳选择牺牲教师利益。这种“责任无限大，保障无限小”的困境，迫使教师不得不收缩行为边界以自保。

更深层来看，这是教育本质的偏离与功利化侵蚀的结果。教育本应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的心灵唤醒，如今却在功利诉求下异化为“服务行业”，家长成了“顾客”，学生成了“商品”，教师的育人职责被简化为“零投诉”的服务指标。当“严师出高徒”让位于“不敢批评、不愿管教”，当教学热情被“自保攻略”消磨，最终受损的是学生的成长与教育的未来。江西瑞金教师求助建立“反投诉平台”的无奈，正是对这种扭曲生态的无声反抗。

教师的“清醒自保”不是冷漠，而是对现行教育环境的被动适应。要破解这一困局，既需要明确家校责任边界，健全合理投诉机制，打击恶意举报；也需要学校成为教师的坚强后盾，完善风险分担与权益保障制度。唯有让教师不必在“育人初心”与“自我保护”间艰难抉择，教育才能回归本真，让“传道授业解惑”重新成为教师的职业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