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苏权83年到重庆，望着战友王光泽骸骨上的脚镣，忍不住泪流满面

1982年4月下旬，酉阳县龙潭镇外的邬家坡被春雨浸透，几名进行文物普查的工作人员在泡桐树下刨开湿土，铁锹刚碰到硬物便发出清脆声响。黑褐色的铁镣、残缺的脚骨、破损的军衣碎片，一切都透着诡异与悲凉。

众人围拢过来，最年轻的勘探员脱口而出一句：“这位老兵，倒底是谁？”口音刚落，年过六旬的村民杨先富挤到近前，叹了口气，说了六个字：“共产党万岁的那人。”回忆瞬间拉回到半个世纪前的冬夜，他亲眼见到一个年轻指挥员被捆在滑竿上押往荒山，枪响前的那两声口号仍震得他耳膜发麻。

勘探报告送往县里时，只是冷冰冰几行字：一具着旧式绑腿的遗骸，脚踝锁有早期川军制镣铐，推测殉难年代为1934年底。可当工作人员把照片递到重庆市军区时，老将军段苏权的眉头却猛地收紧——那副镣铐他一眼就认出，这是战友王光泽牺牲时戴的。

顺着线索再挖，尘封多年的拼图逐渐清晰。1934年10月，贺龙、任弼时在贵州木黄完成二、六军团会师，为调动黔东各路敌军，紧急组建黔东独立师，编制虽称一个师，实则不足八百人。王光泽任师长，年仅三十一岁，段苏权出任政委。人少势孤，他们却硬生生在梵净山与湘鄂黔三省追剿军周旋了半个月，迫使川军21军频繁调兵，替主力东征争到珍贵的喘息。

11月25日凌晨，独立师袭击秀山邑梅区公所。交火中，一颗子弹击穿段苏权右踝，骨屑飞散，他被迫留在雅江乡李木富家。彼时王光泽只丢下一句“养好伤，回头会合”，便率队再度突围。此去，却天人永隔。

三天后，大雾弥漫的大板场枪声四起，敌军伏击将队伍撕成碎片。弹药见底，王光泽挥刀杀出一条血路，凑齐百余人到干坝子集合。夜深，他命大家分散闯关，嘱咐道：“缩小目标，去湘西找军团。”自己则独自摸黑朝花垣方向移动。凌晨在上涌洞被民团疑为“生面孔”扣押，叛徒指认后身份败露。

川军旅长田冠五得讯，亲派一个连护送王光泽到龙潭。田自恃与红军有过“放行”的旧情，先摆酒席，又软言劝降：“刘司令已向委员长保荐，你若改旗易帜，前途无量。”王光泽怒斥其“投蒋卖国”，当场翻桌。羞恼之下，田冠五下令在脚踝铆死重镣，并向刘湘请示。12月21日，蒋介石发出“就地正法”电令。当天午后，滑竿抬到邬家坡，三声枪响，鲜血溅在冬草上，王光泽高喊“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而亡。

消息传不到延安，只留下一串问号。1936年冬，伤愈北上的段苏权在太原办事处向任弼时报到，听到同样的疑问——师长是叛是忠，谁也说不清。直到抗战爆发，战事纷扰，王光泽仿佛被历史生生抹去。

新中国成立后，段苏权数次致函中央、湖南、贵州、四川多地党史工办，请求寻找独立师烈士下落。文件层层转递，终究无果。酉秀山区山高林密，民众只记得“荒坡枪毙过红军”，谁也说不出姓名。

时间来到1983年11月，酉阳县人民政府决定把发现的遗骨迁葬烈士陵园。段苏权拄着拐杖抵渝，一路颠簸赶到龙潭。那天细雨绵绵，他在墓前站了很久，手抚墓碑，声音哽咽却低沉：“老王，独立师就剩你我俩名姓还在，这片江山保住了，你可以放心了。”陪同人员悄声问他是否要合影留念，段苏权摇头，只蹲下拔掉墓前杂草，又亲手种下小松树一棵。

值得一提的是，那只锈蚀仅余0.65公斤的脚镣，被列为国家三级革命文物，静静陈列在酉阳烈士陵园展厅。参观者常会好奇：“如此沉重，走得动吗？”答案无从验证，但它昭示了1930年代红军基层指挥员的坚忍——山路崎岖，仍步履不屈。

田冠五晚年在昆明寓所向起义将领田冠五（应为本人）回忆往事，面壁痛哭；1970年代他的家书中写道，唯此事令其夜不能寐。历史没有如果，他的愧疚也无法换回一条年轻生命。

王光泽的名字，直到2000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志》才被正式写入。学界普遍认为，若非资料空白，他极可能被追认为开国将领。遗憾的是，他牺牲得太早，军衔制度尚未实施。

龙潭镇如今已看不到当年川军营房，泡桐树依旧，每到冬季叶落，镣铐上的锈迹与褐黄树皮颜色相近。偶有老人经过，仍会指着山坡说：“那里埋着个硬骨头。”短短一句，把当地人与共和国之间隐秘而牢固的联系道尽。

脚镣锁住了脚，却锁不住信仰。段苏权晚年常讲，王光泽被捕前那句“保存力量”其实更像留给后人的嘱托。八百人突围失败，可他们在梵净山拖住的整整一个月，为红二、六军团扭转战局提供了窗口。小小独立师的闪光点，就藏在这段被遗忘的山路、被遗忘的脚镣里。

1986年春，段苏权再次经过重庆，行至长江南岸，他捏着怀中那张黔东独立师合影，久久未语。照片最中央的王光泽，肩背马刀，目光刚毅，却永远停留在1934年的冬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