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沂蒙年味（孙光顺）

对年的盼望，是从一进腊月的空气里悄然渗出来的。那时，天井里那棵老槐树的枝干，伸向灰色的天空，像极了人心里抓挠着的、痒痒的念想。
念想的尽头，是年集。
放了年假，书包一丢，便约上三五个伙伴，踩着冻得硬邦邦的山路，朝着那喧嚷声的源头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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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年集尚远，一种独特而沸腾的声浪便扑了过来。那不是集市上人语的嗡嗡，而是一种清脆、爆裂、带着硝烟味的热闹——鞭炮市到了。我们便撒开腿，真成了离弦的箭，一头扎进那一片震耳欲聋的欢腾里。卖鞭炮的汉子们，黝红的脸膛上冒着热气，为了招揽主顾，将整挂的鞭挑在竹竿上燃放，“噼里啪啦”的电光鞭，炸出一地的碎屑；还有“滴滴丝”，嗤嗤地喷着银亮的火星；最威风的是“起花”，粗粗的纸筒托着黄草杆，“咚”一声闷响，一道亮光直蹿上天，在半空里才“啪”地绽开。我们挤在大人腿边，捂着耳朵，张着嘴，看得痴了。这时，心里便暗暗盼着，能在攒动的人头里瞥见爷爷或姥爷的脸——那意味着，我能得到一挂属于自己的、带电光的鞭炮。
带着珍贵的“战利品”，挤到集边搭着的玉米杆棚下，喝一碗丸子汤。粗瓷大碗，热腾腾的汤里浮着焦黄的萝卜丸子，撒上一小撮红艳艳的辣椒面，再缀几星翠绿的香菜末。那汤喝下去，一股暖流直通到脚底，连冻得发红的鼻尖，也冒出了细汗。暖了身子，便去寻年画摊。一张张彩色的画儿铺展开，是另一个神奇的世界：《三打白骨精》里孙悟空的金箍棒仿佛要抡出画来，《奇袭白虎团》的战士眼神炯炯。挑上两张最爱的，卖画的老伯用一张旧报纸熟练地一卷，两头一塞，便成了一个妥帖的画筒。我把它宝贝似的夹在腋下，仿佛夹着一整年的新奇与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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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纸是少不了的。买回家，裁成长条，便是写对联的“任务纸”。这项任务，自然落在我那“高小”文化的大爷身上。一进腊月二十五，他那间飘着墨香的小屋就成了最热闹的去处。左邻右舍夹着红纸来，说着吉祥话。大爷戴着老花镜，神色郑重地提起笔，饱蘸浓墨，在裁好的红纸上挥洒。我便成了那个最称职的“书童”，屏着呼吸，用指尖轻轻按住红纸的上端，看那乌亮的字一个接一个在笔尖下流淌出来：“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墨迹未干，那新鲜的、好闻的味道，混着人们的笑谈，成了腊月里最文雅也最温暖的香气。
真正的年味，是从腊月二十八开始的。油锅在灶上“滋滋”地欢唱，母亲系着围裙，手里的小勺一起一落，圆溜溜的萝卜丸子、金灿灿的豆腐丸子便滚入油锅，膨胀、定型，捞起时满屋焦香。这丸子能一直吃到正月十五，是年味最扎实的存在。父亲则去三叔家，抬回一大板水汪汪的嫩豆腐。最隆重的，是对付那个硕大的猪头。父亲用烧热的沥青油仔细地“拔”净每一根毛，然后将它投入最大的铁锅，与葱姜香料一同，经着柴火耐心的熬煮。肉香，终于以一种霸道而不容分说的姿态，弥漫了每一个角落，甚至渗入了熏黑的房梁。我和弟弟像两只围着灶台打转的小狗，眼巴巴地望着。父亲笑着，撕下两大块连皮带骨、颤巍巍的熟肉，放在碗里，浇上一点酱油。我们便顾不得烫，用手抓着，大口咬下。那丰腴的肉香、胶质的滑糯，混合着酱油的咸鲜，那是最奢侈、最幸福的滋味。
除夕这天，一切都有了归宿。父亲将天井打扫得一尘不染；堂屋里熏黑的墙壁，被簇新的年画照亮；黑黢黢的门框，贴上通红通红的对联，像给老屋画上了鲜亮的眉眼。母亲和姐姐在锅屋里奏着锅碗瓢盆的年终序曲。当一桌算不上丰盛却倾尽全力的菜肴摆好，父亲便庄严地点响那一挂长长的鞭炮。在硝烟与喧响中，我们围坐一起。父母啜饮着辛辣的老白干，脸上泛起红光；我们孩子杯里，是甜腻的桂花牌红酒。我有时使坏，趁弟弟不备，给他杯里兑上一点白酒。他懵懂地喝下，不一会儿，便脸蛋红扑扑的，脚下像踩了棉花，东倒西歪地还要去找小伙伴。入夜，我将那挂宝贝鞭炮小心翼翼地拆散，一个个零星地放。“啪——”，一声清脆的炸响，在寂静的冬夜里能传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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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累了，沉沉睡去。似乎才闭眼，便被远远近近、疏疏密密的开门鞭唤醒。崭新的衣服，已由母亲连夜改好，平平整整地放在枕边。穿戴一新，先去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额头触到冰冷的地面，心里却是滚热的。接过那带着体温的、有时五毛有时一块的压岁钱，仿佛接过了全世界的财富。
年初一的村庄，是属于孩子们的。我们穿梭在仍弥漫着淡淡硝烟味的街巷里。大人们则聚在背风的“懒汉窝”，燃起一大堆玉米秸或树根，围着跳跃的火光，烤着手，聊着天，一张张被火光映亮的脸上，是劳作一年后，最彻底、最舒展的满足。
那时的年味，是具象的。是鞭炮的火药香，是丸子的油香，是墨汁的清香，是猪头肉冻的胶香；是红纸的艳，是新衣的鲜，是火光的暖，是白雪的净。它由一双双粗糙的手、一盏盏昏黄的灯、一声声朴素的祝福，细细熬煮而成。它浓烈、扎实，足以抵御一整个寒冬的凛冽，喂养一整年清贫岁月里对美好的向往。
那样的年，是回不去了。它不是回不去的时间，而是回不去的生活质地，回不去的那群人围着一炉火、用心意慢慢煨暖光阴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