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指挥过5位元帅，晚年感慨：站错队了，不然我就是元帅之首

1938年6月，南岳衡山临时战时指挥部的走廊里，电报机持续震动，张发奎伏案画着最新的兵力示意图。窗外蝉声吵闹，他却反复琢磨一件事——自己手里这张图，至少有三处方位摆着年纪轻轻却极有灵气的旅、团长，他们日后都可能成为震动天下的大人物。张发奎没有算错：十七年后，这些年轻军官里走出了五位“十大元帅”。

回想更远的往事，张发奎1896年生于广东韶关乐昌的农家。十四岁那年独自进广州，先在米店当学徒，晚上去西关听人讲辛亥风云，脑子里第一次装进“革命”两个字。1912年，胡汉民、陈炯明招募民军，他托同乡介绍，给模范团当勤务兵。苦活累活抢着干，军官们把他送进黄埔陆军小学堂补习军事。捧着那本《步兵操典》，他真切地感觉命运的闸门被推开了一条缝。

课业出色，性子又能吃苦，学校推荐他加入国民党，同学里有薛岳、叶挺。1915年袁世凯帝制风声骤起，广州火车站每天都有士兵奔赴北方反袁，张发奎再也待不住，跟着同窗冲上车厢，“去武昌！”这是他主动选择的第一条战路。

学习尚未结束，孙中山北上桂林设大本营，缺得是贴身掌旗的悍将；张发奎临危受命，当了警卫营营长。孙中山对这个年轻人印象不错，脱口夸了句“肯吃苦，有胆识”。这句话后来在粤军里传开，成了张发奎立足的金字招牌。

1924年第一次东征，张发奎麾下只有一个独立团，几个月后扩编成独立旅，再过半年成了第十二师。别看叶挺独立团叫得响，却是挂在张发奎师部序列下。那时林彪还是个21岁的排长，聂荣臻在担任作战科股长，叶剑英主持师部参谋处。试想一下：一张师团合影里，未来的五星将帅密集到这种程度，放眼全球军事史都不多见。

北伐第二阶段开始，张发奎的第十二师被纳入名义上的第四军。他对共产党人并不排斥，连营以上干部里党员、共青团员已超过三分之一。李宗仁看得直跳脚，劝他管一管，他笑说：“有本事就留下，没本事我自会淘汰。”豪气十足，却也埋下后来的矛盾。

1927年夏，武汉局势骤变。汪精卫筹划分共，张发奎自认不懂政治，干脆全听汪的。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声明”发布，他当天即电令部队“肃清赤化”。叶剑英当时任他参谋长，用粤语劝他：“师长，回头仍来得及。”张发奎只是摇头： “军人只管军令。”短短十个字，决定了此后几十年的际遇。

南昌起义爆发后，蒋介石想让张发奎追击起义军；叶剑英使尽浑身解数，让他与起义部队保持平行南下。结果，起义军迅速脱离危险，却给广州埋下另一颗火种。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张发奎措手不及，派兵血洗城内赤色据点，这一夜让他背上“广州事变主使”的历史包袱。

抗战全面爆发，他出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守长沙、扼粤北，指挥的仍是那批旧部。武宜关一役，张发奎坚决顶住日军快速南下企图，赢得舆论好评。值得一提的是，他部队里始终保持一个由周恩来直接联系的特别支部，这在当时的国民党系统极其罕见。皖南事变后，全国十二个战区司令长官，只有张发奎拒绝签名“痛斥新四军”。许多老兵暗地里议论：“张总长心里亮着一盏灯。”

1949年初夏，解放战争大势已定。他带着家眷撤往香港，租住九龙窝打老道一幢两层小楼。夜深人静，他常翻当年的军政名册：朱德、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叶剑英，一笔一画在纸上圈出五个名字，都是昔日部属。再往下看，还有刘伯承、徐向前、罗荣桓、粟裕、陈赓、黄克诚……看多了，忍不住轻叹一句，“若当年识势清，元帅之首未必不是我。”这句话后来传到好友耳中，也传到了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主政广东，三次托人邀他返乡；何香凝写信表达敬意；1956年蔡廷锴奉周恩来之命赴港相劝。张发奎动过心，仍因“不愿做俘虏将军”婉拒。一次茶聚，有老部下问：“张总长，共产党待您不薄，您后悔当年选择吗？”他放下茶盏，缓缓答道：“我服他们能力，也知自己有错，只是船已离岸，回不去了。”

晚年张发奎自号“南山野老”，每天清晨沿九龙城码头散步，回家翻阅《三国演义》，在诸葛与周瑜间找影子。他对友人说，最欣赏一句话：“既生瑜，何生亮。”其实真正萦绕心头的，是另一句未说出口的“人有旦夕祸福”。

1974年11月，张发奎在香港病逝，终年七十八岁。讣告里，他被尊称为“陆军一级上将”。若仅凭军功，这个头衔并不低；然而与那五位昔日部下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胸前佩挂元帅勋章相比，分量又显得那么满是遗憾。生前他的客厅立着一幅字：“处世须逢知己，岂可轻言是非。”字是自己写的，人却终究没等来那一场久违的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