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一名劳改犯致信邓小平，希望给予帮助，邓小平：务必给予照顾

1974年10月15日，东北的第一场寒潮刚刚掠过齐齐哈尔劳改农场，一封盖着“监内特急”戳记的信悄悄离开高墙。收信人写的是“北京中南海·邓小平同志亲启”，落款则是“牟宜之”。彼时距离牟宜之被定为“右派”已经整整十七年，他头发花白，左腿因为多年寒湿留下顽疾，仍在砖瓦窑里与青烟和炉火为伴。谁也没有想到，这封字迹略显颤抖的求助信，会重新打开尘封的档案，也牵出一段跌宕半个世纪的抗战旧事。

信抵中南海后被转至办公厅。工作人员看完信中的自述，先是狐疑，继而将那几页薄纸同1940年代的机要档案反复核对。短短三天，一张批示纸出现在牟宜之的卷宗首页——“务必给予照顾”。落款：邓小平。清瘦有力的五个字，既是对一名老战士的肯定，也是对历史公正的维护。

时间拨回1938年9月，日军铁蹄已踞山东腹地。乐陵县城南门外，数万百姓围堵省政府专车，齐声高喊“牟县长抗日无罪”。他们守护的县长，正是后来写信的牟宜之。当日发难的沈鸿烈手握省主席与保安司令双重权力，却在汹涌人潮面前选择让步，只能将牟宜之推下汽车、狼狈驶离。群众的选择源于一个朴素信念：谁真抗日，就跟谁走。

牟宜之1909年生于山东日照，留学日本时主修矿业。比起课本，他更痴迷街头演讲，常与旅日华人讨论“亡国灭种”的危机。1935年返国执掌《山东日报》，他把报纸改成全版黑体“日寇侵华暴行录”，文章直指华北沦陷。七七事变后，他辞报社职务赴鲁西组建游击小组，旋即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乐陵县长。表面是行政长官，骨子里却是隐秘的八路联络员。

有意思的是，他第一次与八路军正式碰面并非在战区，而是在乐陵城外的黄河故道。115师343旅萧华行军北上，牟宜之一口气支援了两卡车粮食和半箱银元。有人提醒他：“县库紧张，留些后路。”他摆摆手说：“抗战没后路。”一年后，萧华写信推荐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在延安批准时用了八个字：“此人可托以急难”。

1939年春，他奉命赴重庆参加统战工作。途中在天津登船，日军宪兵队突然上船搜查。牟宜之身穿便衣，胸口只挂了一枚旧式“省府顾问章”。宪兵质问国籍，他淡定回答：“大东亚共荣圈成员。”日军以为遇到高级官员，立正行礼放行，将信将疑地目送他离开。同行护送者后来回忆：“那几分钟，他一句日语都没露破绽，连呼吸都像在计算。”

抵重庆后，他常往返周恩来办公室，协助协调各界抗敌力量。周恩来曾拍着他的肩膀笑言：“要是再有十个像你这样能扛事的县长，抗战就顺多了。”1940年，他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三个月。毛泽东问起山东敌情，他从铁路枢纽谈到铁器紧缺，一口气讲了半小时。毛泽东总结：“思路清，眼界宽。”

之后的太行山夜行军更像一部谍战电影。1941年3月，邓小平、卓琳等人乘卡车奔赴冀鲁边。车灯熄灭，黑夜里只剩发动机闷响。邓小平低声说：“等过了封锁线再换司机。”牟宜之接话：“真要被拦，掉头冲出去。”两人相视一笑，战火年代的默契无需多言。

1942年起，他主抓敌伪士兵策反，两年说服六千余人缴械投诚。辽宁锦州一役，他单枪匹马进城见当地保安司令，对方端着茶杯试探：“投共有前途？”牟宜之答：“真把脑袋系裤腰带，前途就由自己决定。”司令沉默半晌，交出印章。这些人后来编入辽东军区，为解放战争北线增添一支生力军。

抗战胜利后，他被调回山东济南负责城市建设，治理趵突泉水患、修筑经十路，最忙的时候连续四十五天住在工地。可1957年风云突变，牟宜之因早年同国民党人物丁惟汾的亲属关系，被误划为“右派”。一纸决定，把他推向北满荒原，开石灰窑、烧焦炭，连昔日部下的探监申请都被驳回。

在狱中，他用破旧作业本写诗。诗句不谈沉冤，只写松花江畔春讯、黑土地夜霜。偶有同志劝他申诉，他摇头：“我相信组织，等机会。”机会出现在1974年。那年中央重新梳理老干部材料，他决定亲自写信说明。信只有两页，却把历次任务节点、经手文件编号统统列出，还附上两首旧体七律，结尾一句“望有司采信”——寥寥五字，却是一名老兵最后的倔强。

邓小平的批示下达后，国务院建设委员会派人赴齐齐哈尔办理保外就医。1975年2月，牟宜之带着介绍信重返济南。老城的护城河已填平，工地林立，他想再次出力。可惜劳改岁月损耗了心脏，三个月后脑血栓突发，病逝于济南铁路医院，终年六十六岁。临终前，他对探望的老战友说了两句话：“文件到没到？到就行了。”

1979年，中央组织部为牟宜之彻底平反，恢复党籍、职务与待遇。山东省政府为他举行追悼会，萧华致词时哽咽数次。1990年，新华社刊出《有功岂必书之碑》一文，文末写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2009年，他的遗稿集《牟宜之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79首诗记录46年风雨。今天走进日照牟家庄纪念馆，展柜里静静放着那枚早已氧化的“省府顾问章”。金属暗淡，却仍旧映出那个年代最慷慨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