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与主权的交易化：格陵兰风波中的欧美权力裂痕

文︱陆弃

当地时间1月17日，欧盟方面确认将紧急召集成员国大使，在布鲁塞尔讨论两个彼此缠绕的问题：格陵兰岛，以及来自华盛顿的新一轮关税威胁。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宣称，将对多国欧洲商品加征关税，并把税率的上调与一个条件直接挂钩——“完全、彻底购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迅速越过了贸易摩擦的常规边界，也突破了西方盟友关系中长期存在却鲜少被公开言说的底线：主权是否可以被当作谈判筹码，明码标价，附着在关税清单之后。

从表面看，这是一种极端化的谈判姿态。关税作为施压工具并不新鲜，特朗普政府对其熟练运用，甚至将之视为外交语言的一部分。但将关税与领土归属直接绑定，却显得格外刺眼。它不再只是经济政策，而是将国家主权纳入交易框架，试图用市场准入与税率变化，迫使盟友在根本政治原则上作出让步。这种做法触及的不只是丹麦或格陵兰的立场，而是整个欧洲对自身政治共同体边界的理解。

格陵兰岛的特殊性，使这一事件具有更深层的象征意义。作为丹麦王国的一部分，它在法律上享有高度自治，在地缘政治上却因北极航道、稀有资源与军事价值而被反复“重新发现”。冷战时期的军事部署、气候变化加速下的资源前景、以及大国竞争北移的趋势，都让格陵兰从地图边缘走向战略中心。正因如此，围绕它的讨论理应发生在多边安全与国际法框架之内，而非被压缩进双边交易的逻辑。

美国此番表态的真正冲击，在于它暴露了同盟关系内部的结构性不对称。关税威胁之所以被反复使用，正是因为欧洲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使其在经济上难以完全对等反制。当这种依赖被进一步延伸至政治领域，甚至被用来撬动主权议题时，欧洲长期以来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安全感便不可避免地出现裂痕。紧急会议本身，就是这种不安的外在表现。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做法对国际规则的侵蚀效应。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核心并不在于消除所有冲突，而在于将冲突限制在可预期、可谈判的范围内。关税可以讨价还价，贸易可以相互制衡，但主权问题被视为不可交易的底线。一旦这一底线被公开挑战，哪怕未必真的付诸实施，其象征意义也足以动摇规则的权威。其他国家会如何解读这一先例，并不难想象。

对欧盟而言，眼下的困境并非如何回应某一次关税威胁，而在于是否具备足够的政治意志，将经济力量转化为战略自主。多年来，欧洲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市场上追求开放，在价值上强调规范性力量，这种组合在稳定时期运行顺畅，却在权力政治回归时显得脆弱。格陵兰风波提醒欧洲，模糊与拖延本身也是一种选择，而代价往往在事后显现。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一事件折射出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当大国竞争从规则博弈滑向交易博弈，当关税、制裁与市场准入被当作通用施压工具，传统盟友关系便不可避免地被重新定义。忠诚、价值与共同体叙事，正在让位于更赤裸的利益计算。这并非某一位政治人物的个人风格所能完全解释，而是结构性转变的产物。

格陵兰并不只是格陵兰。它所引发的争议，实质上关乎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一个以力量与交易为主导的世界中，小国与自治地区的意志如何被尊重，规则是否仍能对冲权力的不对称。欧盟的紧急会议无法立即给出答案，但它至少标志着一个时刻——当盟友之间开始严肃讨论如何应对彼此的威胁时，旧有秩序的裂缝已无法忽视。

关税终究可以调整，言辞也可能被收回，但被撬动的信任难以迅速修复。格陵兰风波留下的，并非一份贸易清单，而是一道需要长期面对的政治命题：当主权被放上谈判桌，谁还能确信自己不会成为下一枚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