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拆迁协议竟换来707天牢狱之灾！这究竟是谁的错？

一纸拆迁协议，203.8万元补偿款，换来的竟是707天的牢狱之灾。山东济南王延东夫妇的经历，将征地拆迁中“刑民交叉”的灰色地带与法律风险暴露无遗。

“厂房拆了，钱也拿了，怎么就成了诈骗犯？”2024年5月，当王延东夫妇走出看守所时，已被羁押707天。他们因领取自家砖厂的203.8万元拆迁补偿款，被控诈骗罪。

一纸由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书，宣告了这起刑事案件的终结。国家赔偿程序虽已启动，但那笔已被迫退回的拆迁款，至今未能拿回。

这起案件如同一个棱镜，折射出征地拆迁领域行政程序与刑事追责复杂交织的困境。

案起拆迁

时间回溯到2012年，王延东的砖厂因部分建筑被认定为违建，他缴纳了罚款。次年，法院一纸裁定，认定该行政处罚“执行程序终结”。

六年后，拆迁来临。2019年10月，王延东与济南市济阳区回河街道办事处签下拆迁补偿协议，顺利领到203.8万元补偿款。

故事至此，本应是一则普通的拆迁补偿案例。然而，2022年1月，风云突变。王延东夫妇被刑事拘留、批捕，罪名是涉嫌诈骗拆迁补偿款。

指控的核心是：他们“隐瞒了厂房横跨济阳、天桥两区以及曾有违建处罚的历史”。为求父母获释，他们的儿子将203.8万元补偿款全数退回街道。

法律交锋

2024年5月11日，济阳区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理由是“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同年10月，检察院作出《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夫妻二人约97.9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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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在法律层面的交锋异常尖锐。第一个争议焦点在于主观故意的认定。诈骗罪成立需有“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直接故意。王延东在2012年缴纳罚款后，2013年法院裁定行政处罚“执行程序终结”，此后七年再无部门就违建问题找他。这种情况下，很难认定他在拆迁时主观上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骗取补偿款的直接故意。

第二个争议是拆迁部门的审核责任。指控称王延东“隐瞒”了厂房跨两个行政区的情况，但一个占地2740平方米、横跨两区的厂房，其权属和范围应是拆迁部门必须主动核查的基本事实。拆迁部门自身未发现明显跨区情况，反而在付款一年多后以“隐瞒”为由追究被拆迁人刑责，这在法律逻辑和日常情理上都难以成立。

程序迷局

案件最新进展中，当地工作人员解释不退还款项的理由是，该款项属于“厂区全部是违建的非法所得”。

这一说法使程序迷局更加复杂。如果2019年拆迁时整个厂区就被认定为违建，为何当时仍按合法程序签订协议并支付巨额补偿款？为何不在拆迁前置程序中直接作为违建处理？事后再以“非法所得”为由扣款，程序上有“事后补正”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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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执行程序终结”裁定，实际上创设了一种“行政信赖”。王延东有理由相信该问题已了结。行政机关此后的拆迁签约行为，更加强化了这一信赖。

拆迁中，“信赖保护”是基本原则。当公民基于对行政机关先前行为的信任而采取行动后，行政机关不得随意反悔，否则应承担相应责任。

权力边界

此案暴露出征地拆迁中行政机关的权力边界问题。一个核心问题是：刑法应在何时介入征地拆迁纠纷？刑法应保持谦抑性，特别是在涉及复杂民事、行政关系交织的征地拆迁领域。行政争议应优先通过行政程序解决，刑事手段只能是最后且谨慎的选择。

在此案中，拆迁部门支付补偿款一年多后，突然启动刑事程序，有滥用刑事手段解决行政争议之嫌。这种做法不仅损害司法公正，更破坏政府公信力，使其他被拆迁人处于不安之中。拆迁部门在协议签订前未充分履行审核义务，付款后又试图通过刑事手段“纠正”，暴露了“重结果、轻程序”的思维。

依法行政要求行政行为在作出时即具备合法性，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同等重要。

维权路径

对于面临征地拆迁的公民，王延东案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圣运征地拆迁律师团提示您，在拆迁时要牢记以下几点：

签订协议前，务必全面核实自身房产的权属、性质等信息。

对于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建筑，要尽可能收集保存当年建设的审批文件、缴费凭证等证据，特别是行政机关出具的任何书面材料。

面对“以刑促拆”的情况，被拆迁人应坚持法律原则。了解刑事立案的标准，特别是诈骗罪等罪名的主观故意要件。

对于行政与刑事交叉的案件，可同时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从行政和刑事两个层面进行辩护。王延东案最终不起诉，正是检察院对“证据不足”的严格把握。

制度反思

王延东案虽以不起诉告终，但707天的羁押、老父亲在此期间离世的创伤已无法挽回。案件引发的制度反思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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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每个拆迁户都希望自己的协议不会在多年后突然变成“诈骗证据”。王延东案给所有拆迁参与者敲响警钟：只有将权力牢牢锁在法律的笼子里，让每个程序环节都经得起检验，拆迁才能从“事故高发地”变为法治示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