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孙元良出任16兵团司令官，邱清泉替杜聿明担忧：孙飞将来了

1948年12月6日，淮海战场陈官庄，冷得连骨头缝都在打颤。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像疯了一样抓起电话，手指哆哆嗦嗦地拨号，试图最后一次联络第16兵团。

可听筒里传出来的，不是孙元良的声音，而是令人绝望的忙音——嘟、嘟、嘟。

电话线，早就被剪断了。

这时候的第16兵团司令孙元良在哪儿？

他既不在前沿阵地部署防御，也没在战壕里给士兵打气。

这位爷正忙着干两件事：一是彻底切断跟指挥部的一切联系，二是下令把带不走的辎重通通炸掉。

为什么？

因为他要跑了。

为了自己那条命，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把几十万友军扔在这冰天雪地里等死。

这不是他第一次当逃兵，也不是最后一次。

从南京到徐州，这位黄埔一期的“飞将军”用一辈子向世人诠释了什么叫：只要跑得快，良心和黑锅就都追不上我。

这事儿，咱们还得往回倒带，从11年前那场惨烈的南京保卫战说起。

1937年12月，南京城破在即，到处是火光和哭喊。

唐生智下令各部突围，有点血性的将领都在前线死撑着指挥，可孙元良倒好，直接玩了一出“金蝉脱壳”。

他既没回部队组织突围，也没给手下下达任何命令，就把几千号弟兄像扔垃圾一样扔在了阵地上，自己悄没声地溜到了挹江门。

可真是冤家路窄，他在城门口正好撞上了负责督战的宋希濂。

宋希濂这辈子最瞧不上的黄埔一期生，就是孙元良。

这不仅是因为孙元良贪生怕死，更因为这人手脚太不干净。

就在前不久的淞沪会战，前方打得血肉横飞，孙元良却在后方忙着“紧吃”。

他把原本用来修工事的棉纱，连同老百姓捐的慰问品，全给偷偷运出去卖了。

这笔沾着人血的国难财，自然是一个子儿不落地进了他的私人口袋。

在挹江门被宋希濂拦住后，孙元良表面上装得唯唯诺诺，转头趁人不备又跑了。

这次他没敢往城外跑，猜猜他躲哪儿去了？

他竟然躲进了南京一家妓院老鸨的家里！

等到日军进城那阵风头过了，他才化了妆，混在难民堆里溜出了城。

等回到武汉见到蒋介石，孙元良那张嘴可是真能把死人说活。

他脸不红心不跳，编瞎话说自己带着残部在栖霞山跟鬼子“打游击”。

这番鬼话气得宋希濂当场举报。

按当时的军法，孙元良这种临阵脱逃、欺君罔上的行为，枪毙他十次都不嫌多。

可现实往往比小说更荒诞，更让人看不懂。

孙元良在军法处的大牢里只蹲了短短42天，就被大摇大摆地放了出来。

救他狗命的，是两张牌。

第一张牌叫“感情牌”。

张治中这帮人跑去求情：“校长啊，黄埔一期的学生，战死的战死，剩下的真没几个了。”

这话一下子戳中了蒋介石的软肋。

淞沪、南京两场大战，黄埔系的精英那是成片成片地倒下，老蒋看着那张阵亡名单，心一软，杀心也就淡了。

第二张牌叫“政治牌”。

孙元良这人精得很，早就走了陈诚的门路，写了一封肉麻得让人想吐的效忠信：“若果有罪，生当然守法…

永远追随钧座。”

一边是老校长的恻隐之心，一边是土木系大佬的政治担保，再加上他大手一挥花五万大洋买通了原告，孙元良不仅毫发无损，反而摇身一变，升官了！

这一出“放虎归山”，直接给十年后的淮海战役埋下了一颗惊天巨雷。

抗战后期，孙元良又给大伙儿表演了一次“影帝”级别的演技。

1944年日军逼近独山，重庆震动。

汤恩伯派孙元良率第29军去顶住。

孙元良一见汤恩伯，当场痛哭流涕，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部队是新编的，根本没法打。

实际上呢？

是友军杨森的部队死战不退，才挡住了日军。

可战后论功行赏，孙元良却靠着那张比城墙还厚的脸皮，硬是捞了枚“青白勋章”。

时间一晃来到1948年，蒋家王朝已经是摇摇欲坠。

孙元良靠着叔叔孙震的川军老底，硬是挤进了徐州“剿总”，当上了第16兵团司令。

这消息一出来，徐州的将领们是一片哀嚎。

邱清泉急得直跺脚：“让孙飞将带兵？

杜老总这回有得头疼了！”

本想去徐州的宋希濂，一听要跟孙元良共事，直接撂挑子不干了——丢不起那人！

这帮人还真没看走眼。

孙元良上任第一件事，不是整军备战，而是接着搞钱。

他发现账面军饷只实发了七成，不但不追究，反而顺水推舟，把各师留守处的存粮全卖了变现。

名义上说是响应杜聿明的“滚筒战术”组建快速纵队，实际上就是大发横财。

他的逻辑简直感人至极：“滚筒战术嘛，没轮子怎么滚？

买轮子不得花钱？”

于是，他挪用了三个县的壮丁安家费，凑了8万银元。

结果这支所谓的“快速纵队”，战车营里连一辆正经坦克都没有，全是轮式装甲车。

至于那些钱究竟是买了车还是进了他的腰包，恐怕只有天知道。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进入决胜阶段。

杜聿明成了被困在笼子里的困兽。

杜聿明的计划原本很周密：11月30日晚，各兵团全线佯攻迷惑解放军，然后掩护撤退。

可孙元良再次展现了他“卖队友”的天赋。

不知他是真听不懂人话还是装糊涂，孙元良根本没佯攻，在11月30日晚上不等命令，拔腿就跑。

这一跑，直接把侧翼的大口子亮给了解放军，也彻底打乱了所有人的部署。

连一向滑头的李弥都看傻了眼，为了不当替死鬼，李弥也跟着跑，徐州大撤退瞬间演变成了大溃逃。

几十万大军，就这样被像赶鸭子一样，死死围在了陈官庄。

绝境之中，杜聿明试图组织最后的抵抗。

但孙元良已经不想玩了。

12月6日，当杜聿明还在犹豫是突围还是坚守时，孙元良通过监听电话得知了风声。

他当机立断，切断了与杜聿明的一切联系，命令部队炸毁火炮和辎重，准备独自突围。

邱清泉看着孙元良阵地上传来的冲天火光，绝望地叹息。

这巨大的爆炸声和火光，不仅炸毁了国民党军最后的重武器，更是在黑夜里给解放军指明了靶子——“快来啊，我们要跑了！”

16兵团的三万多官兵，就这样成了孙元良最后的筹码。

在混乱的突围中，这三万人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

一半人被解放军歼灭，另一半人被堵回了包围圈。

而孙元良本人呢？

他早已脱下了那一身笔挺的将官服，换上了一身脏兮兮的农民行头。

这位“飞将军”在乱军之中，凭着惊人的逃跑天赋，竟然再一次溜出了包围圈。

他一路装疯卖傻，骗过盘查，辗转12天，竟然奇迹般地出现在了信阳车站，最后安然逃回南京。

你看看这结局：杜聿明被俘，邱清泉战死。

在徐州剿总的高级将领中，唯独孙元良，毫发无损地回到了蒋介石身边。

回到南京后，他重整旗鼓，又组建了部队。

但当解放军渡江战役打响时，他的选择依然没有变——跑。

这一跑，就直接跑到了海峡对岸。

纵观孙元良的军旅生涯，你会发现一个荒谬至极的现象：那些英勇作战、满腔热血的黄埔生，要么死在抗日战场的硝烟里，要么死在内战前线的冻土上；而这位贪财好色、临阵脱逃的“孙跑跑”，却凭借着无耻和钻营，一次次化险为夷。

他活到了103岁，是黄埔一期生中最后一位离世的。

历史有时候真的很幽默，它不杀无耻之人，或许只是为了留他在那，做一面照妖镜。

照出的，不是一个人的丑陋，而是那个旧军队里“劣币驱逐良币”的荒唐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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