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昌不知道红军长征，仍全面推行“扩红”计划，恢复红16师

1934年10月的湘鄂赣苏区，枫叶红得像血，可空气里全是绝望的味道。

中央红军长征的消息被敌人的封锁掐得死死的，省委书记陈寿昌手里那张皱巴巴的电报，还是半个月前截获的零碎信息，只隐约说“主力转移”，再没下文。

这时候的苏区早就被围得铁桶一般。

国民党军把山烧了，路封了，连鸟都飞不出去一只。

陈寿昌站在铜鼓县的山头上，看着远处冒烟的村庄，心里跟压了块石头似的根据地就剩这么点地盘，兵源快打光了，粮食也见了底，再不想办法，革命的火种真要灭了。

那会儿谁心里不发慌？下面的同志私下嘀咕，有的说中央是不是把咱们忘了，有的甚至偷偷收拾行李想跑。

陈寿昌把这些话听在耳里，没骂也没急，只是把省委的同志召集到破庙里，油灯下拍了桌子：“中央走了，咱们不能走！苏区是咱们的根，根没了，革命就真没指望了！”

信息孤岛里的扩红动员

陈寿昌这人，浙江慈溪来的书生，戴副眼镜，说话斯斯文文，可动员起群众来，那本事真不是吹的。

老乡们都叫他“陈眼镜”，说他镜片后面的眼睛亮得很，能看透人心。

那会儿没广播没报纸，他就带着人挨村串户，祠堂、破庙、甚至粮仓的墙上，都用红土写上“穷人要翻身，跟着红军走”。

本来想写点文绉绉的口号，后来发现老乡不认这个。

他就改用方言，站在晒谷场上喊：“乡亲们，地主老财把咱们的地占了，粮食抢了，红军就是给咱们撑腰的！现在队伍要人，要枪，要粮，你们愿不愿意搭把手？”

这话糙理不糙，老乡们听得直点头，篾匠刘老四就是被他喊动的。

那天陈寿昌在他家破屋门口讲了半宿，刘老四蹲在门槛上抽旱烟，最后把烟锅一磕：“陈书记，我没儿子，就八个闺女，你要多少，我送多少！”

转天一早，八个姑娘背着包袱站在队伍前，最小的才十三，辫子上还系着红头绳。

寡妇邱三嫂更绝，丈夫去年被还乡团杀了，她把藏在床底下的土枪摸出来，又把十五岁的儿子往前推：“枪是他爹留下的，儿子是我的命，都交给红军！你们替我报仇，替穷人报仇！”

那会儿扩红哪是靠命令，全是靠陈寿昌这样的人，拿真心换真心。

没有枪没有粮的建军路

扩来的人凑齐了，可枪呢？整个苏区翻遍了，也就三十几条老套筒，子弹加起来不够打一仗。

陈寿昌盯着墙角堆的竹子，突然拍了下大腿：“没枪就用梭镖！没炮就做竹子弹土炮！”他带着战士们砍竹子，削尖了前头，烤硬了当武器，又把硝石、硫磺和碎铁片塞进竹筒，这就是“土炮”。

粮食更愁人，敌人把粮道全断了，仓库里就剩120斤糙米。

陈寿昌把司务长叫过来，一笔一笔算：伤员每天得喝稀粥，战士们勒紧裤腰带，他自己跟大家一样，一天就一小碗。

有回炊事员偷偷给他留了个红薯，他转身就塞给了伤员：“我是书记，更得带头。”

本来以为中央的消息很快会来，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两个多月。

11月底的一天，交通员浑身是血爬回苏区，怀里揣着张皱巴巴的简报，上面写着“中央红军胜利突破湘江”。

陈寿昌看完，把简报传给每个同志，手都在抖：“看见没？主力还在！咱们不是孤军！”

那天晚上，黄金洞河滩上点起了火把，四百二十个新兵站成整齐的队伍。

陈寿昌把“湘鄂赣补充团”的旗子换成“红十六师”，声音哑得像破锣：“从今天起，咱们就是正规军！活着要跟敌人干，死了也要当红军的鬼！”那会儿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火把照亮的每张脸上，全是光。

红十六师刚建起来就遇上硬仗。

1935年初，敌人调集三个师“清剿”，陈寿昌带着队伍在老鸦尖打伏击，雪下得正紧，战士们趴在雪地里，手指冻得扣不动扳机。

他带头唱起《国际歌》，歌声在山谷里飘着，居然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了，战斗中他腹部中弹，血把棉袄都浸透了。

警卫员要背他撤退，他摆摆手：“别管我，把队伍带出去！”临终前，他拉着政委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告诉老乡们……别为我难过……革命总会成功的……”

后来老乡们把他埋在山岗上，特意让坟头朝南那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方向。

现在去湘鄂赣纪念馆，还能看到陈寿昌用过的那副眼镜，镜片裂了道缝，镜腿缠着布条。

旁边摆着篾匠刘老四闺女们的参军登记表，还有邱三嫂献的那支土枪，枪托上刻着个歪歪扭扭的“红”字。

这些老物件不会说话，可每次看到它们，我总想起那句话：信仰这东西，真能在黑夜里，点起一把永不灭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