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陈景润悔婚，中央领导专门打电话询问，由昆：婚后决不拖累你

1978年3月，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全国科学大会拉开帷幕。一个略显局促的身影站在领奖台上，厚厚的镜片后是一双熬红的眼睛，他叫陈景润，时年45岁。那一刻，聚光灯打在他身上，却照不进他的私生活；台下的掌声震耳，他却惦记着草稿本上还未写完的推导。

大会结束，媒体追着他采访。有人问：“陈先生，您对婚姻有什么计划？”他只挤出一句：“没想过。”随后疾步离场，把所有时间仍旧押在“2+2”命题上。他的世界，几乎只能塞进数字与符号。

转眼到1980年春，因过度劳累引发肠道出血，陈景润住进北京301医院。病房里，一位正在进修的军医注意到了这位沉默寡言的病人。她叫由昆，30岁，武汉军医学院毕业，干练、爽朗。查房时两人偶有交谈，话题永远离不开健康与数学。陈景润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不属于函数与定理的微笑。

病好出院前，陈景润做了件让所有同事都跌破眼镜的事——给由昆写信求婚。信里不见浪漫辞藻，只有一句干巴巴的“盼来京商议终身”。同事打趣，他脸红得像没洗干净的胡萝卜。可由昆却收拾行李，当月就北上。

火车抵京，意外突然发生。陈景润临阵退缩：“现在不谈婚事，我需要全力攻关。”语气冰冷得像冬天的北风。由昆怔住，手中的票根被捏成纸团。半个月婚假眼看就要浪费，她没有哭闹，只在墙角站了十分钟，轻声自语：“先别急，先看看。”

这一“看看”就是整整四十天。白天，她在军医总院听课；夜里，照旧提着保温桶去六平方米的小屋送饭。她没说爱情宣言，只一句：“别忘吃药，胃已经溃疡了。”陈景润偶尔抬头，看见她把换下的衬衣叠得像标本，嘴唇动了动，却又埋进稿纸。

有意思的是，研究所的同事看不下去了，轮流把陈景润拉到走廊“开小灶”。一位老研究员劝道：“哥们，数学不反对结婚。”大家都笑，他却陷入天人交战。与此同时，中央负责科教工作的领导在电话里问候：“听说陈景润同志婚事有变动？具体情况要了解一下。”话不多，却是关怀，更是催促。

由昆的假期眼看告罄，武汉那边已打来催人电话。医院领导反倒大度：“为了国家的哥德巴赫猜想，再多批你一个月。”玩笑般的批示，为这段感情争来最后窗口期。

七月末的一个傍晚，由昆端着菜，站在昏暗走廊。陈景润突然说：“你这么忙，干嘛天天跑？”由昆抬头，语速很慢：“景润，如果成家会妨碍你，我转身就走；如果不妨碍，咱俩就在一起，婚后决不拖累你。”这一句撞进他的心脏，比任何数学引理都要直接。

八月初，所里再次组织谈心会。有人半开玩笑：“老陈，再不结婚，我们都要给由医生请功了。”陈景润低着头，指尖在本子上写下日期——1980.8.25。他忽然合上本子，拉住由昆的手，用坚定却带颤的声音道：“今天，我们结婚。”

当天，两人去东城区民政局办手续。没有仪式，没有戒指，只有一本结婚证和凌晨一点还亮着的办公室灯。身边同事打趣：“数学家求爱，也就这效率。”骄傲却没出口，陈景润只是搓搓手：“她说婚后不拖累我，其实是我拖累她。”

婚后，新的生活节奏扑面而来。由昆每天6点起床，做好早餐再赶公交去医院；晚上回来，守着台灯补看专业文献。陈景润则把写字台挪到卧室，以免夜里翻纸声吵到爱人。偶尔他被难题卡住，半夜站到阳台吹风；由昆起夜看到，就递上一杯温水，没一句多话。

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5月，陈景润被确诊为脑血栓后遗症，右臂时常颤抖。由昆白天做手术，晚上还得帮他按摩十指，翻译外文资料。有人感慨：“是她让陈景润的数学生命延长了至少十年。”这话不算溢美，在那个医疗条件有限的年代，家属护理的重要性被无限放大。

夫妻之间的相互搀扶，并未影响陈景润的学术节奏。1983年，他完成《哥德巴赫猜想》的补充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上。记者追问他维持高强度工作的秘诀，他笑笑：“家里有军医坐阵，放心。”

1993年，陈景润因病情恶化住进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外，由昆整夜守候。朋友劝她歇歇，她摇头：“他在前面冲锋，我得在后面守着。”那份执拗，与13年前如出一辙。

1996年3月19日，凌晨三点，陈景润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手边依旧是那本写满密密麻麻算式的笔记本。由昆轻轻合上，转身去办出院手续——对，她选择带丈夫回家，遵从遗愿，让他最后的时光不必躺在冰冷病房。

很多年后，友人问由昆：“当初若离开，北京的冬天对你来说会不会容易些？”她淡淡一笑：“我不是来过冬的，我是来陪他走完长路。”一句话，道出当年那通电话背后的重量：婚后决不拖累，竟成了她此生最重的诺言。

时代记住了陈景润的学术高峰，也该记住由昆的平凡坚持。辽阔历史中，科学家的荣耀与伴侣的无声付出，往往互为支点。一纸悔婚信，差点改写两个人生；而一通来自中南海的电话，则在暗处补足了勇气。回头去看，那串复杂的数字方程里，其实也藏着一行小小的注脚——爱情能与科学并行，只要有人愿意把灯一直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