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卸任后，彭真接替他的职务，97年生病之际坦言：我一生无憾

1983年6月6日，人民大会堂的椭圆顶灯依次点亮，全国人大新一届领导机构的选举进入最后环节。坐在第一排的叶剑英悄悄合上文件夹，目光落在几排之外的彭真，场内静得只能听到翻动选票的沙沙声。十五分钟后，宣布结果：七十七岁的彭真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掌声起时，叶剑英微微欠身致意，这一刻标志着两位革命元勋的正式交班。

叶剑英提出不再连任并非仓促之举。前年九月，他在党的十二大上点出“必须有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领导岗位”。那番话不仅是组织原则，也是他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冷静判断。早在1981年冬，他就对保健医生笑着说：“要不了命的病嘛，人老了该换人。”决心已定，一切后续安排也便顺理成章。

组织部门列出多位人选，最终锁定彭真。一方面，他在法制建设与城市治理方面经验丰富；另一方面，他虽只比叶帅小五岁，却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几位中央负责人商量时赞成者占多数，决定在六届人大开幕时完成交接。自此，彭真迎来生涯中最后一段高强度“冲刺”。

将镜头推回八十年前，1902年10月12日，彭真出生在山西曲沃侯马镇垤上村。祖父傅象义本是山东桓台耕农，1888年连遭旱灾，只得举家西迁，在黄土地边的窑洞安顿。穷苦与漂泊成了家族记忆，也磨炼了孩子的韧性。家里供不起长学，可还是硬攒钱送他进山西省立一中，启蒙老师一句“读书可以改命”让少年暗暗立志。

1924年，太原创办“新生社”，彭真背着一个沉甸甸木箱抵临汾。木箱里既有《共产党宣言》，也有无政府主义译本。青年们议论纷纷，他笑着摆手：“咱们得自己挑条路，选错了要负责。”这句平实的话，把一场枯燥理论课变成热烈研讨。书页翻动声里，他与同龄人迅速成长。

斗争最惊险的篇章发生在1929年。因叛徒出卖，他和二十余名同志被押往河北省第三监狱。昏暗潮湿的小牢房里，“铺头”刑事犯随时呵斥，伙食每天只有糠米饭和咸菜末。彭真却不肯沉默，他组建秘密党支部，用法律条文据理力争，为难友写申诉书。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低声回答：“能多保一个人，就值。”那段日子，他三次绝食抗议，吐血、痢疾轮番折磨，仍挺过六年牢狱。

1935年获释后，他奔赴北方敌后，历任天津市委书记、顺直省委代理书记。抗战时期进延安，1945年又在党的七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层级一步步攀升，他却始终保持简朴作风。贺龙曾笑称：“找彭真谈哲学要有心理准备，他一讲就是半天。”话虽打趣，却道出同僚对他的敬重。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在北京主政时间长达十五年。1956年，讨论首都远景规划，一部分人嫌路修得宽，他提出不同意见：“几十万辆汽车怎么办？眼前宽是富余，将来窄是浪费。”还提醒技术人员预留停车场、地铁通道、绿地水系。时隔数十年，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

离开北京市委后，他被安排分管人大立法。197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法制委员会，彭真任主任。他坚持“成熟一条通过一条”，既要速度，又不放弃质量。当时有人认为新机构应是顾问性质，他反问：“法律空白能等吗？”随后争取中央批准，抽调青年才俊成立“苦力班子”。不到五年，《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相继出台，为社会主义法制奠定基石。

1987年秋，他主动告别中央领导岗位，但每天仍在家中审阅草案。1992年，他第一次大出血住院，医生担心病情，他却轻松招呼警卫：“别忙，我养两星期还要看文件。”病情反复后，他逐渐减少公务，只在关键条文卡壳时提出建议。

1997年春，彭真再度病危。家人守在病榻，他缓缓握住爱人的手，声音低却清晰：“我一生没有遗憾，好好把路接下去。”简短一句，像他早年的遗书，也像给后辈的叮嘱。

从侯马窑洞的穷孩子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掌舵者，彭真跨越了革命、建设、改革三个时代。叶剑英将人大主席的位置交到他手里，是政治安排，更是精神传递。此后岁月证明，老一辈革命家的“交班”不仅是职位更替，更是一种守护初心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