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汉奸赴京当官，半路逃走？梁漱溟之子：假的，毛主席没同意

1953年初夏的北京图书馆阅览室里，一纸泛黄的《光明日报》剪报被人翻出，上面赫然写着“胡兰成旧案”。剪报不长，却再次挑动了一个多年流传的说法：一九五〇年春，胡兰成奉调进京出任“中央文化比较研究所”副所长，途中因心虚而仓皇南逃。那张旧报的边角，甚至贴着手写批注：“梁漱溟保荐，毛主席首肯。”仅凭数行墨迹，传闻开始一路发酵，回头审视，却漏洞百出。

追溯时间轴，一九四六年九月，胡兰成借道温州避风，化名“张嘉仪”，以寄居的方式度日。三年里，他几乎足不出户，写字、抄经、靠张爱玲接济饭钱。温州地方党组织曾在一九四八年冬摸排过线索，确认城内并无“胡兰成”此人。可见，那时的他只想遮住汉奸旧账，根本无力主动碰政治边。

真正把他与梁漱溟牵上线的是书信。一九四九年四月，胡兰成以“东方学探讨者”身份寄出第一封信，谈孔孟、评禅宗，也夹带求职暗示。梁漱溟的回信只四百余字，礼貌肯定文采，却只字未提举荐之事。之后双方来往三次，话题始终停留在学问上。与其说二人交情深厚，不如说梁漱溟对这个陌生笔名的作者保持克制的君子风度。

建国大典刚过，一九五〇年一月上旬，梁漱溟第四次进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乡村建设实验所善后事宜。席间，他提到“文化比较研究”的必要性，记录员留下了会议摘录，“主席示意存查，暂缓”。这句“暂缓”，后来被某些人添油加醋，硬生生扭成了“主席点头同意”。档案馆保存下来的原件清晰可辨，没有任何“任命副所长”的批示，更没有名字指向“张嘉仪”或“胡兰成”。

那么“赴京半路逃走”的故事是怎么冒出来的？一位参与整理梁漱溟文稿的老编辑回忆，一九五六年台湾《自由中国》杂志刊出一篇《胡兰成自述》，首次出现“毛主席要我做副所长”的表述，之后香港小报频频转引。时代喧嚣，小报求奇求巧，这类“奇闻”最能抓眼球。到了七十年代，日本中文圈学者又将这段自述编入《近代中国逸话录》，越传越神。

三十年后，梁培宽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推翻了谣言：“那个研究所根本没批，父亲后来也不再提，何来副所长？何来半路逃走？”短短一句，戳破神话。有人问他当时的细节，他摇头苦笑：“父亲活着时，沉默是为了不替人渲染名声；现在澄清，是不给谎言留空间。”

再往深里看，胡兰成自己为何要制造这套说辞？不得不说，他骨子里是个极懂得“包装”身份的人。一九四五年南京沦陷区崩塌，他自身的汉奸名册已板上钉钉；躲进温州期间，他需要一件新马甲。于是，“被共产党高看一眼又主动逃离”的桥段，既能掩盖臭名，又能抬高身价。试想一下，如果真得了毛主席任命，他哪有机会从上海港偷偷坐船去香港，再辗转驶向横滨？

再说物流与交通。一九五〇年二月，沪宁铁路仍在军管，离沪旅客皆需介绍信。胡兰成若要持假名北上，一到镇江即会被查验户口。无论是京九线还是津浦线，铁路公安对“无职无派”的单身中年男子高度警觉。事实上，当年铁路部门留存的登记簿上，根本没有“张嘉仪”或“胡兰成”二月入京记录。这些硬邦邦的数据，令“半路逃走”毫无落脚处。

有意思的是，梁漱溟在日记里只简短写过一次“胡事”，时间是一九五五年七月：“昔温州某张来信，又托人求见，终未置理。”寥寥数字，暗示梁漱溟心里早看穿对方，不愿再搭理。两人关系的真相，其实就是普通书信往来，被后人放大成“举荐”与“知遇”。

胡兰成最终的人生结局众所周知，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病逝于东京青梅，死前留下四字“江山如梦”。不少人叹他才华横溢，更多人记得他亲手写下的投降檄文。历史最怕情节化，但也最经不起档案的对照：档案冷冰冰，却能堵住传闻里所有温热与惊悚。

如今再回到那张一九五三年的旧剪报，连署名记者早已无法考证。纸张边缘霉点昭示着时间的流逝，也提醒后人：文字常常会被人操纵，人名标题稍加润色就能催生轰动效应。胡兰成利用“被委任又自觉退场”的戏码，为自己洗去部分汉奸色彩；可惜算盘再精，也难越过事实。梁培宽一句“假的”足以盖棺，更足以为这段乌龙画上句点。

胡兰成的故事警示了一代又一代史家：传奇背后，多是欲盖弥彰的自我粉饰；真正经得住考证的，是逐字逐句的档案与当事人口述的交叉印证。历史，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巧舌如簧而改写，也不会因为街头巷尾的闲谈而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