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文明长河中的“摆渡人”

2022年冬，武汉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的窗帘紧闭，心电监护仪的滴答声与窗外寒风交织。病床上，81岁的冯天瑜瘦骨嶙峋，却仍紧攥着一支铅笔，在稿纸上勾画着《周制与秦制》的最后几行批注。氧气面罩遮不住他眼中的光——这部耗时20年、在病房里完成的“关门之作”，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份学术答卷。

“先生，该休息了。”护士轻声劝道。他摇摇头，用颤抖的手写下：“周制重礼治，秦制尚法治，二者张力贯穿中国三千年……”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成了这位史学巨擘与世界的最后对话。2023年1月12日，冯天瑜溘然长逝，终年81岁。书桌上，未完成的书稿旁，放着半块冷掉的馒头——那是他住院三个月来，唯一肯吃的“病号饭”。

书香门第：百年文脉的“种子”

1942年，湖北红安金沙村冯家畈的青砖瓦房里，一个男婴的啼哭划破晨雾。父亲冯永轩——这位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的史学教授，颤抖着翻开《史记》，在扉页写下：“天瑜，愿汝承史学之志，守文明之根。”

冯家的“史脉”可追溯至清末。冯永轩早年就读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师从黄侃研习文字学，后入清华国学院，与徐中舒、刘节并称“梁门三杰”。母亲张秀宜更是不凡：国立武昌高师毕业，与赵一曼同窗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女生队，后赴苏联学俄语，是武汉最早一批“新知识女性”。

“我家的书桌，永远摆着两样东西：父亲的《二十四史》和母亲的俄文词典。”晚年的冯天瑜回忆。9岁那年，因母亲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他随母住进图书馆宿舍，开始了长达八年的“驻馆”生涯。清晨开门时钻进去，深夜闭馆时出来，青石板路上留下他瘦小的脚印。管理员老张头记得：“小天瑜看书从不挑，从《安徒生童话》到《资治通鉴》，从《徐霞客游记》到《物种起源》，书架上的书，他几乎翻遍了。”

1960年寒假，父亲冯永轩在书房给他讲授《论语》。炉火烧得正旺，父亲用红笔圈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说：“史学家当有‘弘毅’之志，不为浮名所累。”这句话，成了冯天瑜一生的座右铭。

跨界转身：37岁的“学术叛逃”

1964年，冯天瑜从武汉师范学院生物系毕业，成为武汉教师进修学院的生物老师。课堂上，他能精准画出细胞结构，却总在课后偷偷翻阅《历史研究》杂志。“生物是生命的科学，历史是文明的科学，本质上都是探索‘人何以成为人’。”他在日记中写道。

1976年，一篇《孔丘教育思想批判》让他意外进入公众视野。文章因视角独特，受到中央领导关注，他被调入武汉市委宣传部。秘书、调研、开会……行政工作的琐碎，让他日渐憔悴。“每天签不完的文件，开不完的会，我像个陀螺，离史学越来越远。”他在给哥哥冯天瑾的信中坦言。

1979年春天，37岁的冯天瑜做出惊人决定：辞去宣传部职务，调入湖北大学（原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我要研究文化史，那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图谱’。”面对亲友劝阻，他只说了一句：“人这一辈子，总得做件让自己不后悔的事。”

当时的文化史研究在国内尚属冷门，资料匮乏，经费短缺。他在湖北大学一间废弃仓库里创办“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用木板搭起书架，借来旧桌椅当办公桌。“夏天漏雨，冬天漏风，我们就裹着棉袄备课。”首届研究生李华回忆，“冯老师常说：‘冷板凳坐热了，学问就出来了。’”

三大理论：重构文化史的“坐标系”

在湖北大学仓库改造的办公室里，冯天瑜的“文化生态”说悄然萌芽。他提出：文化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四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为验证这一理论，他带着学生跑遍湖北各县，考察楚文化遗址、明清市镇、少数民族村落，笔记本记了上百本。

“冯老师的地图册比我们还旧。”学生王芳记得，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满是红笔标注的箭头和批注，“他说：‘不看地理，就看不懂为什么江南出文人，塞北出猛将。’”1986年，《中国文化生态论纲》出版，学界震动——这部书首次将“生态”视角引入文化史，被费孝通赞为“打通了文化与环境的任督二脉”。

如果说“文化生态”说是宏观架构，“文化元典”说则是微观深耕。冯天瑜从《诗经》《尚书》《周易》等“元典”中提炼出“循天道、尚人文”“通变易、守圜道”的精神内核，指出这些思想如何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元典不是古董，是活着的智慧。”他在《中华元典精神》中写道，“读懂元典，才能读懂中国人的‘根’。”

最具颠覆性的，是他的“历史文化语义学”。《“封建”考论》一书中，他用30万字考证“封建”概念的演变：从西周“封土建邦”到近代“封建社会”，这一术语如何被误读、滥用。书中结论振聋发聩：“‘封建’不是筐，不能什么都往里装！”该书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一等奖，至今仍是史学界的“工具书”。

晚年坚守：病床上的“文化长征”

2003年，冯天瑜确诊肺癌。手术前一天，他还在修改《中国文化生成史》的书稿。“医生说我最多还有五年，可我觉得，五年能做很多事。”术后第三天，他就让妻子把电脑搬到病房，戴着呼吸机敲键盘。

2018年，他将父亲冯永轩毕生收藏的数百件文物——包括梁启超手书的信札、王国维批注的《宋元戏曲考》、黄侃的甲骨文拓片——全部捐赠给武汉大学图书馆，建立“冯氏捐藏馆”。“文物是文化的载体，不是金钱的等价物。”他在捐赠仪式上说，“这些东西，应该让更多人看到。”

2020年，他回到家乡红安金沙社区，援建“冯氏书屋”。书屋的墙上，挂着他自己题写的展标：“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村民们记得，他拄着拐杖，在书屋里给孩子们讲“红安为什么出将军”“冯家的史书怎么读”，讲到激动处，眼里闪着光。

2022年，癌细胞扩散至全身。他在病房里完成《周制与秦制》的最后校订，书稿扉页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为中国文化寻根的人。”新书发布会那天，他的骨灰已安放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烈士陵园——那里，长眠着他的父亲冯永轩，长眠着无数守护文脉的先辈。

冯天瑜去世后，武汉大学的学生们在樱花树下立了一块碑，刻着他的一句话：“中华民族正驾驭巨舟，升起云帆，在无垠的文明沧海破浪远航。”

从红安金沙村的青砖瓦房，到武汉大学的珞珈山；从生物系的课堂，到文化史的殿堂；从37岁的“学术叛逃”，到81岁的“关门之作”——冯天瑜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为往圣继绝学”。他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文明的“摆渡人”：将散落的史料渡成体系，将晦涩的理论渡成智慧，将个体的生命渡成民族的记忆。

如今，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的灯光依然亮着，学生们还在研读他的《中华文化史》；红安“冯氏书屋”的书架上，他的著作被翻得卷了边；长江边的“大河对话”论坛上，他的“文化生态”说仍在启迪后人。

这，就是冯天瑜——一位史学巨擘的精神丰碑，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他走了，但他的文字、他的思想、他的品格，早已化作文明长河中的浪花，永远奔涌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