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彭德怀听取刘振华汇报的剿匪情况，给予十六个字的评价

1952年3月的一天夜里，桧仓山区仍透着冬末的寒意。志愿军总部灯火通明，彭德怀在屋里踱步，等候从翁津半岛赶来的年轻支队长。三十岁的刘振华跨进门口，军靴上还带着泥点。短暂的寒暄后，他铺开作战图，汇报两个月剿匪的全过程，时间从当年1月一直排到3月初，路线、火力、缴获全列得清清楚楚。彭德怀听得沉默，偶尔点头示意，直到地图卷起，他才吐出那十六个字——没有游击，总算支队，时间不长，作用很强。屋里的人全都记住了这句话。

刘振华为什么能拿到这句评价，得从1951年夏天说起。那时志愿军筹划第六次战役，邓华韩先楚讨论后认定“敌后必须有只钉子”，于是中朝联军游击支队的构想被提上日程。人选不好定：要懂侦察要会政治，还要能硬顶。会议室里转了几个名字，韩先楚忽然敲桌：“刘振华行。”这一锤落下，山东籍的刘振华再一次被点到前线尖刀的位置。

再往前追，刘振华的人生轨迹颇有传奇味。1938年，他怀揣母亲塞的三块银元投奔八路军，从战士到班长再到连指导员，四年不到。1940年在大崮山，他冒着密集机枪火将被困的廖容标救出，廖容标后来说：“要不是他，我就交代在那儿了。”辽沈、平津、锦州、海南岛，刘振华的履历像一串越滚越大的炮弹壳，每一次都把人推得更远。

1950年3月潜渡海南，他又抢在主力之前跳上木帆船。凌晨浓雾，他下令“向前，绝不折返”。炮弹打跑巡逻舰，渔舟穿雾靠岸，用三天在五指山区立下落脚点。那支四十军加强团成为后续大军渡海的灯塔，解放海南的战史里，专门给他们留了两页。

因此1951年6月，当刘振华抵达空寺洞总部报到，首长们并不意外。游击支队很快成形，四个中队，干部大多是团职以上，战士多为侦察骨干。7月，朝鲜人民军又派来百余人，两军混编，代号九支队。一个月强化训练后，队伍被派往翁津半岛剿匪——那里是李承晚的老家，暗线错综，土匪山头林立。

刘振华采取“先稳民心，再围山口”的办法。队伍先收拾空村，割稻、喂鸡，清水扫地。随后分批进山，利用投诚者交叉指认，割断交通线，逼迫土匪首领分化。匪首负隅顽抗被击毙，外围小股则“自首、遣返”。整整六十天，翁津半岛重归宁静，周边群众夜晚不用再抱枪警戒。

胜利电报发到总部，彭德怀却按兵不动。他要当面听汇报，也要当面给评价。3月初的那场深夜会议，他先安排刘振华说，从开进、整训到剿匪细节，再到民情政策，逐条汇报。其间他只插了几句战术意见，末了才说那十六个字。简单，直接，也足够分量。刘振华后来回忆：“那一刻心里像打了一通连珠炮，响过就踏实了。”

形势随即变化。因决定取消第六次战役，游击支队不再向南渗透。韩先楚受命通知刘振华调任东北野战军改编后的120师师长。九支队则继续驻地待命，直到1953年9月被正式撤销编制。两年出头的历史，纸面上只有短短几行，却在志愿军敌后作战史里划下一道深痕。

刘振华后来很少提这段经历。他更愿意谈海南岛、谈辽沈，理由很朴素：那些战役载入大书，翁津半岛的剿匪“只是分内事”。不过，1952年那夜彭德怀留下的十六字评语，一直被保存在118师老兵的笔记本里。有人问：一支没来得及深入南线的游击队为何还值得大将军“作用很强”的肯定？答案其实写在数字背后——寸土必争，群众安稳，敌后才无后患。敌人没等到游击队打进釜山，游击队却先把威胁清了个干净，这就是“作用”。

翻看志愿军编制沿革，九支队像极了战场上的流星：亮得突然，消失得突然，却提供了方向。刘振华之后升任军区副政委，再到高级顾问，可那十六个字常被他压在文件夹最上角，据说搬家时也不离身。有人调侃他“功劳簿多厚”，他笑答：“哪有那么多名堂，一句话就够了。”当年的夜灯、地图、泥点子，早已成教科书里的一页纸，而一句简短的评语，把无声的战果锁在了历史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