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银行管理层变阵 深耕战略驶入深水区

岁末年初，总部位于杭州的浙商银行完成了一场高管“大变阵”。

拟任董事长陈海强正式卸任行长，吕临华补位行长并被提名为执行董事候选人；

副行长林静然，行长助理王超明、侯波三人同步卸任，周伟新、潘华枫两位行助升任副行长。

从变动时点推测，此次变阵更像是浙商银行此前“三长”调整的收尾：

2025年，该行原董事长陆建强到龄退休，原行长陈海强升任党委书记、拟任董事长；

同年取消监事会，原监事长郭定方卸任后调任浙江省担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人事是战略的先行棋。这一系列动作的意义不止是年轻化更迭，更是浙商银行“深耕浙江”战略进入深水区后的组织重构。

高管变阵

作为浙江本土唯一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浙商银行已于2022年启动“深耕浙江”三年行动，并将其置于战略金字塔顶端。

如今的浙商银行，正面临战略承启的重要阶段——

2025年既是首轮“深耕浙江”的收官年，亦是2025-2027年新一轮战略的启动年。

值此关键时点，建立与战略升级相匹配的高管团队，或是本轮人事调整的核心脉络。

一方面，是精简岗位、提升效能。

最直观的变化发生在高管职数的“加减法”上，在取消监事会后，该行进一步取消总分行行长助理岗位，高管阵容由传统的“一正三副四行助”精简为“一正四副”。

对于“去冗余”的职位安排，浙商银行相关负责人称“是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理顺干部管理体制，同时也是结合战略发展的系统性安排。”

另一方面，是顺应战略进行人才选拔。

浙商银行曾在年报中详述“深耕浙江”的核心成果，其中就包括深化重点客群合作、推进企业金融顾问制度、构建县域综合金融生态，以上种种亦是该行新管理层之所长。

拟任董事长陈海强是典型的“体系内成长”干部，进入核心管理层前，曾担任该行宁波、杭州分行关键岗位，对浙江经济脉搏有更高的敏感度，出任“舵手”也确保了战略连续性。

拟任行长吕临华则是本轮变阵中最具看点的“外援”，其履历兼具金融监管与地方实操经验，曾长期在浙江金融监管系统任职，后深度参与省级农信改革，担任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副行长。

在浙江，农商行系统拥有全省最密集的物理网点和下沉能力，覆盖 82 家县级农商行；

对于正试图通过“县域综合金融生态”寻找增量的浙商银行而言，吕临华的加入，无异于带入了一套成熟的“毛细血管”经营手册。

有大中型银行机构人士指出，来自农信体系的人，可能在分支行体系如何下沉、如何把县域业务做成可复制的经营单元上更有经验。

上述人士进一步表示“这是因为县域业务要规模化，靠的不只是前线客户经理，而是监管认可+产品标准化+风控模型+运营中台+考核机制的一整套打法。”

在“一二把手”之外，副行长层面的分工同样极具针对性。

排名第一的副行长景峰，拥有美国注册会计师资格，在银行经营日益强调“精细化管理”的当下，其财务管控背景与杭州分行的实战经验结合，可进一步推动零售业务发展；

排名第二的副行长骆峰，身兼董事会秘书，在资本市场沟通与供应链金融领域深耕的经验，有助于该行在“民营经济大省”浙江的本土竞争中，通过供应链金融实现差异化突围。

新任副行长周伟新与潘华枫，则补齐了政企协同与风控两块拼图。

周伟新曾挂职地方副市长，独特的政务经历使其在对接浙江“千项万亿”等重大省级战略项目时，具备更强的协调效率；

潘华枫则长期扎根宁波等风控一线，可以更好把握省内制造业客群的风险特征。

至此，浙商银行形成了一个平均年龄在 50岁以下的“少壮派”组合。

而这种配置的本质，亦是为了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浙江这个竞争激烈的金融战场，守住并扩大主场优势。

“深耕”保卫战

人事变阵背后，是浙商银行必须直面的现实——主场优势正在被蚕食。

尽管该行 2022 年就启动了“深耕浙江”战略，但财务数据显示，这场“保卫战”并不轻松。

在浙江本土市场的竞争序列中，浙商银行正面临来自城商行与农商行的双重挤压。

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在浙江省的4家上市银行中，浙商银行的资产规模位列第2位，仅次于宁波银行。

综合多项经营指标分析，该行近几年的增长动能较高：营收、净利、资产与净资产收益率的近三年（截至2024年）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4.19%、20.07%、45.43%、-8.14%；

以上数字虽处于上市银行中的较优水平，但对比浙江省的上市同业，仍有差距。

近年来，宁波银行凭借市场化机制和对小微企业的深度渗透，盈利能力持续领跑，2025 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已高出浙商银行107.77亿元；

杭州银行则走出“小而美”的溢价路线，虽然资产规模略逊于浙商银行，但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已高出浙商银行 42.17亿元，且不良贷款率长期维持较优水平；

作为农商行代表的瑞丰银行，虽资产规模不及浙商银行十分之一，但在绍兴等县域渗透率极高，有“人熟、地熟、政策熟”，也是浙商银行未来下沉县域的对手之一。

数据上的隐忧不仅来自对手，也来自自身。

2021年至2025年上半年，浙商银行在长三角地区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速分别为 24.47%、3.56%、4.08%、12.20% 、-0.36%。

近期的负增长或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意味着在核心腹地，浙商银行的业务已触及天花板，或是在价格战中失去了议价权。

面对近在眼前的危局，新一届领导班子给出的药方是“深度下沉”。

2025年末，陈海强在专题党委会上再度强调“深耕浙江”，并在新一轮战略明确了“三个倍增、十大举措”的总纲领，试图通过机制创新来对冲增长压力。

例如，积极融入县域综合金融生态建设，强化政银对接，基于各县域特色产业行业特点，充分挖掘具有市场潜力的特色场景，下沉金融服务主渠道，支持县域产业共富；

实行“一行一策”的差异化管理，在信贷规模、授信授权上向省内分行倾斜，打破全国性银行一刀切的局限，赋予地方分行更大的灵活性。

截至2025年上半年末，该行在浙江省内普惠贷款余额占全行比重超40%，新增服务个体工商户超1.5万户，提前超额完成全年目标；

省内各项存款6102亿元，增幅8.13%，融资服务总量11190亿元，较年初新增985亿元，增量超过去年全年，显示出战略调整的初步成效。

如今，关于人的变阵已然完成，而关于增长的突围才刚刚开始。

有银行业研究所研究员指出，未来吕临华面临的挑战或许在于，如何将农信系统积累的“下沉经验”，成功嫁接到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身上。

该研究员表示“农商系统强调‘灵活性’和‘地方特色’，上市银行强调‘标准化’、‘统一性’和严格的公司治理。这需要高超的管理智慧，否则容易导致内部管理摩擦。”

未来，浙商银行能否在保持全国性银行品牌优势的同时，做到“贴地飞行”，或许将决定其新一轮“深耕浙江”战略的最终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