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叫冤家路窄,也是世事难料。
鲁迅那是什么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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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里揉不得半粒沙子。
当年他指着一种画大骂,说这里面的女人全是“病态”,内容那是相当“恶劣”,简直就是毒害老百姓脑子的洪水猛兽。
按照迅哥儿的毒舌程度,这种画早就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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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谁能想到呢?
几十年后,这画居然翻身了。
备受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对这种画那是真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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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身为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同志,看着眼馋,好几次开口想讨要这幅画。
要知道,周总理平时那是出了名的“赠人玫瑰”,哪怕是心爱之物,只要同志喜欢,多半也就送了。
可这回,总理竟然罕见地摇了头,像护着自家宝贝疙瘩一样,硬是把它留在了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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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在今天,他就是民国上海滩的“顶流”,一手打造了“东方美人”标准的男人。
一个让鲁迅嗤之以鼻,却让周总理奉若珍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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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往事被压在档案堆里太久了,翻开一看,满纸都是那个年代商业、艺术和人性最隐秘的角力。
这种原本用来安抚死人的阴间手艺,到了上海滩,竟然成了撩拨活人心弦的顶级绝活。
若要读懂郑曼陀,咱得把时钟往回拨,拨到20世纪初的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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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儿藏着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真相:那些后来贴满上海滩、让无数男人魂牵梦绕的摩登美女画,老底子竟然是给死人画遗像的。
郑曼陀这人命苦。
小时候被扔了,养父母死得早,对他来说,死亡那就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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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杭州“二我轩”照相馆混饭吃的时候,正经主业是修片——修遗像。
那时候照相技术烂,死人拍出来僵硬得吓人。
为了不让家属看着做噩梦,画师得用炭精粉往上抹,一点点修饰,让逝者看起来像“睡着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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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他发现,这炭精粉是个好东西,细腻、不退色,还能弄出一种惊人的立体感。
谁也没想到,这门在阴暗角落里练出来的手艺,被他带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摇身一变成了后来大名鼎鼎的“擦笔水彩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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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感觉就像今天的入殓师,突然拿着给遗体化妆的技术去当美妆博主,居然还火得一塌糊涂。
这简直就是黑色幽默。
当郑曼陀带着这手绝活杀进上海画坛时,那场面,就是纯粹的降维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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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个意大利画家,野心勃勃想把西洋广告画弄进中国,结果碰得头破血流,哭着回欧洲说“上海不需要我”。
为啥?
因为他吓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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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上海墙头早就贴满了一种比西洋画更细腻、比中国画更立体的广告画。
他把素描的立体光影跟水彩的透明润泽一搅和,弄出了那种“甜、糯、嫩”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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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笔下的女人,不再是仕女图里那种病恹恹的样子,一个个穿着时髦旗袍,烫着大波浪,面若桃花。
这种画风瞬间击穿了上海滩的审美防线。
那是真的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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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烟草公司到保险行,订单像雪片一样飞过来。
在那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累死累活才挣几块大洋的年代,郑曼陀一个月的收入已经高达三百大洋。
他的画就是销量的保证,就是上海滩最硬的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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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他就是那个年代的人肉印钞机。
他死守着那点独门秘方不敢见光,结果外面的世界早就换了天,把他连人带椅子都给搬到了历史的垃圾堆旁。
可是啊,这人一旦顺风顺水惯了,就容易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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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曼陀的悲剧在于,他只是个顶级的手艺人,不是个做生意的料。
面对如日中天的事业,他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搞技术封锁。
那年头也没专利法,郑曼陀为了保住饭碗,那是真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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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作画,窗帘拉得死死的,拒绝一切交流,更别提收徒弟了。
就连后来的一代宗师叶浅予,年轻时候想登门拜师,都被他拒之门外,搞得大家都在背后骂他“傲慢”。
他天真地以为,只要把门关紧了,这独门秘籍就能传给儿子孙子,千秋万代吃喝不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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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低估了资本的贪婪,也低估了同行的智商。
既然你不教,别人就偷师、就破解呗。
没过多久,以谢之光、杭穉英为首的后起之秀,不仅把“擦笔水彩”的奥秘给破译了,还更进一步,直接搞起了流水线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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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郑曼陀还在那儿精雕细琢每一根头发丝的时候,人家的画室已经开始量产美女图了,甚至开着小汽车来送货。
效率差了不是一星半点。
这场博弈的结果很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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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0年代后期,这位昔日的霸主,被自己亲手开启的时代无情抛弃了。
他的画风被市场嫌弃是“老派”,份额被那些模仿者瓜分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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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这玩意儿,最喜欢反转。
当硝烟散去,政治的洪流又给了郑曼陀另一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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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周恩来总理对他另眼相看的原因。
在总理眼里,郑曼陀不仅仅是个画美女的匠人,他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民间工艺向现代转型的探索,更是一个爱国老人的真诚。
那次见面,总理的赞赏或许是郑曼陀晚年最温暖的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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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送给总理的那幅画,与其说是艺术品,不如说是一个过气老画师对新时代最高的致敬。
周总理留下的不只是一幅画,而是一份对民族手工业者的尊重。
这跟当年鲁迅的批判,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前者是想砸烂旧世界,后者是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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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画了一辈子摩登女郎的男人,最后满脑子想的,却是那个只有黑白遗像的起点。
晚年的郑曼陀,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这位曾用画笔留住无数青春容颜的大师,最终却留不住自己的记忆。
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症让他忘光了上海滩的繁华,忘了那些明争暗斗,他的记忆居然回到了原点。
有一次,他独自坐着三轮车穿越半个北京城,迷路了。
警察问他去哪,这老爷子喃喃自语:“我要去杭州。”
那是他生命的起点。
那里没有月份牌,没有商业厮杀,只有早已逝去的父母在等他。
从杭州照相馆的炭精粉,到上海滩的月份牌大王,再到北京街头迷路的老人,郑曼陀的一生,终究抵不过岁月的风化。
他确实输给了商业规则,输给了时代变迁,但要是没有他,百年前的上海滩,还真就少了那最迷人的一抹胭脂红。
1961年,郑曼陀在北京去世,终年76岁。
他走的时候,那个贴满月份牌的旧上海,早就跟着风烟散了,只剩下一幅画,静静躺在总理的收藏箱里。
参考资料:
吴昊,《中国现代美术史:月份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
张燕风,《老月份牌:广告画》,汉声杂志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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