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储新高与黄金连增,是中国经济实力与金融治理能力提升的直观体现,是应对全球不确定性的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
贸易顺差额与外汇储备(外储)存在正向关联,但并非简单的线性对等关系,二者的联动效果会受结汇政策、资本流动、估值波动等多因素干扰。
基础传导路径:贸易顺差是外储增加的核心来源之一。
当一国出现贸易顺差,意味着出口企业获得的外汇收入大于进口企业的外汇支出,形成净外汇流入。
在结售汇制度下,企业若将外汇出售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将多余外汇出售给央行,央行买入外汇的过程会投放本币,同时自身外汇储备规模随之增加,这条路径是贸易顺差转化为外储的核心通道。
但在目前非强制结汇政策影响下:贸易顺差不会自动、全额转化为外储。
中国自2008年8月6日起正式取消了强制性结汇制度,实施非强制结汇政策。企业可自主留存外汇用于对外支付、投资等,无需全部出售给银行。这部分留存的外汇不会进入央行购汇环节,直接导致贸易顺差规模大于外储新增规模。
高联动阶段(2001-2013):贸易顺差与外储增量趋势基本一致,顺差是外储增长的核心驱动,2007 年二者同步达到阶段性高点。
分化起点(2014-2015):2014 年顺差创新高,但外储增量腰斩;2015 年顺差继续攀升,外储却出现历史最大降幅,核心原因是藏汇于民 + 资本外流。
弱关联阶段(2016-2024):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并在 2022 年达峰值,但外储增量维持低位震荡,体现资本流动双向平衡 + 企业持汇意愿增强 + 估值效应对冲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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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流动的分流作用。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资金,可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DI)、跨境证券投资等渠道流出境内。即便顺差规模较大,若资本流出规模同步增长,也会出现 顺差大但外储增速慢的情形。
估值波动的账面影响。外汇储备以多种货币资产(美元、欧元、日元等)和金融资产(债券、股票等)形式持有,其规模会受汇率波动、资产价格变动影响,产生账面增减。例如,美元贬值时,外储中的非美元资产换算成美元计价的规模会被动增加;反之则会减少。估值变动与贸易顺差本身无关,却会直接改变外储统计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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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储站上33579 亿美元(十年新高)、黄金14 个月连增至 7415 万盎司,是规模稳 + 结构优的双重体现,外储稳定器作用强化,黄金压舱石地位抬升,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从被动蓄水池转向主动资产池的主动转变,黄金从边缘配置转向核心战略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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