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11月的重庆夜雨绵绵，军统秘密电台接到加密电文：“江南鱼钩已下，静待上钩。”发报人正是三十二岁的毛森。那时的他，已成戴笠眼中最锋利的一把刀，刀锋所指，往往血迹斑斑。
毛森1907年出生在浙江江山，一家人靠几亩薄田维生。父母省吃俭用供他念书，他在省立第一师范打下扎实国文功底，又因口才出众被推为演讲队长。1927年毕业后，他选择投笔从戎，随第二集团军北伐。命运的转折点是与戴笠的一次短暂面谈——戴笠要的正是这种“脑子灵活、胆子够大”的年轻人。
1932年，毛森进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再度与戴笠相遇，被直接带进复兴社特务处。自此，他从情报翻译、密电值机做到行动组负责人，短短六年升为上海站站长。为了便于出入租界，他干脆以《申报》特派记者为幌子。有人问他为何改名换姓频繁，他哂笑：“活得久，名字不值钱。”这一句后来在特工圈子里流传甚广。
“福建事变”期间，他身披记者证潜入福州，动用金钱与舆论双管齐下，将几位关键军官拉回南京阵营，直接导致事变收场。统一战线被迫推迟，毛森由此赢得了“策反能手”的外号。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带人潜伏上海，为军统布下一张情报网：码头、茶楼、洋行、舞厅皆有耳目。据内部档案记载，1940年2月12日清晨，上海滩传出爆炸声，汪伪要员傅筱庵毙命路口，行动代号“海狼”。策划者正是毛森。戴笠事后拍桌大笑：“老毛又办成一件硬茬子！”然而紧接着，日伪展开报复，法租界十余名青年被捕身亡，报复名单同样出自毛森网络。抗日与内斗，血腥程度并无差别。
1946年春天，国共谈判破裂，毛森奉令南下，目标锁定共产党地下交通线。他曾在厦门鼓浪屿发布通告，三天内登记“异议分子”，逾期格杀勿论。鼓浪屿街头贴满“反共剿匪”标语，却掩不住深夜枪声。当年五月，仅厦门一地就有数百人被捕，三十余人即时枪决。
同年秋，他被调至上海警察局局长。上海地下党留下这样一句回忆：“那个黑皮公事包一开，就是生死簿。”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最后的三个月里，三千多名进步人士被抓进极司菲尔路看守所，三百余人再也没走出来。毛森还亲拟“流水作业”方案，意在高效清除“可疑人口”。
战争形势急转直下。1949年5月上海即将易手，他带着少数心腹连夜登上“太康号”登陆舰赴台湾，船尾还漂浮着仓促抛弃的档案箱。到台北后，他隶属保密局海外组，继续情报活动，不过舞台已不比从前。
1960年代，台湾与美国签署情报合作协议，毛森常往返檀香山、洛杉矶。其间，他将夫人胡德珍与三个子女安置在加州，自己则维持“不在场”的游荡生活。外界传言他握有黄金数箱，实际不过几套房产、几本账簿。也就在这段时期，他开始动笔写《海外谍踪手记》，自称“留给后人照见黑暗”，却始终回避上海枪决名单。
进入八十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他的三子毛河光以生物学教授身份，多次到北京市和杭州高校讲学。每次归来，毛河光都带回录像和报刊。他告诉父亲：“老家盖了新校舍，乡亲们日子好过多了。”这种对比刺痛了毛森。
1992年5月9日，75岁的毛森携夫人乘坐国航班机抵达杭州萧山机场。落地当晚，浙江省政府礼宾司安排专车，次日省长葛洪升在西子湖畔与他见面。官方记录中称，此行目的为“探亲、捐资助学”。对话持续二十分钟，毛森情绪颇为激动，他说：“共产党做了我当年做不到的事，家乡富了，我心里踏实。”葛洪升只是点头，没有多言。
随后一周，他回到江山，登江郎山、访母校。面对记者，他罕见地表露歉意：“欠的总要还些。”他当场拿出二十万美元支票用于扩建江山中学，并口头承诺后续追加。他还走进村口烈士碑前停留许久，无言离去。
然而行程结束不足五个月，1992年10月16日，他在洛杉矶因肝癌去世。临终前写下五页遗嘱，将剩余资产约一百八十万美元悉数捐给江山教育基金会。加州公证处留有原件，三子毛河光负责执行。
毛森的一生，映照出民国特务体系的运作逻辑：个人才能与国家命运绑缚，同情与残忍并存。他少年读书立志图强，中年挥刀背负血债，晚年漂泊海外心念故土。功过评说，后人自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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