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王稼祥向毛泽东打听朱仲丽，毛泽东支招：想见她去找萧劲光

1937年隆冬的一个夜晚，延安杨家岭灯火昏黄，窑洞外的寒风透骨，窑洞里却有节奏轻快的舞曲。毛泽东第一次被人拉进舞池，笨拙地学着迈步。领舞者不是别人，正是新到边区医院报到的湖南妹子朱仲丽。她说：“主席，跳跳舞，肩膀就不会疼得那么厉害。”一句家乡俚语把气氛全点燃。

小姑娘医术不俗。日间，她一连做三台手术、跑几十个门诊；夜里，还得给中央首长量血压、叮嘱食谱。忙得脚不沾地，却始终眼神明亮。大家好奇：这位女外科哪来底气？答案要追到更早。朱仲丽的父亲朱剑凡，长沙名士，留日归来后“办女学、讲新学”，与青年毛泽东结识。毛常去朱家借书，顺便逗小丫头。她曾抓耳挠腮问：“毛叔叔，’二十八画生’这怪名字怎么读？”毛笑：“省笔墨，还保密。”这一段旧缘，为数年后的重逢埋下伏笔。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久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回到延安。此时他三十一岁，瘦高、斯文，肠伤尚未痊愈，夹着根长长的烟斗。会议间隙，毛泽东陪他院中散步，谈到抗战前景。拐弯处，朱仲丽迎面而来，忙立正敬礼。毛乐呵呵地招呼：“小朱，过来。”一句介绍让两人握手：“王主任，这位是我小老乡朱仲丽医生。”礼貌寒暄里，王稼祥目光闪了一下，似乎比秋阳还亮。

姑娘转身离去，王稼祥压低嗓子：“她什么来历？”毛眯眼打趣：“心动啦？想再见她，找萧劲光。萧劲光是她姐夫。”一句点拨，像在火堆里添了把柴。

萧劲光当时负责留守兵团。王稼祥给他写信：“三匹蒙古小马，麻烦您留意；另有闲暇，请携令姨妹来坐。”字里行间，不动声色却耐人寻味。萧劲光看罢咧嘴直笑，把信递给妻子朱仲芷：“小妹这回怕是有红事。”朱仲丽被叫来，还背着听诊器，以为有人发烧。得知实情，脸颊立刻染霞。

第一次正式做客杨家岭，王稼祥正忙文件，见她进门，匆匆起身招呼，十分钟后又被叫走。临别，他连说三句“抱歉”。这种见面似有若无，却让彼此心里翻腾。随后，两人借体检、网球多了几次相处。朱仲芷看急了：“小妹，你不主动，人家还以为你没意思。”朱仲丽抿嘴：“我就一条——他得戒烟。”

王稼祥的烟瘾是长征路上疼痛逼出来的。李富春拿朱仲丽“条件”去调侃：“稼祥，不戒可要当光棍。”王稼祥没吭声，第二天把烟斗塞进抽屉，从此不再点火，全机关都看呆：这招真灵。

感情水到渠成。1938年11月一个黄昏，朱仲丽推门进来，本想下棋，王稼祥却在屋里来回踱步。“咱们什么时候结婚？”他突然抓住她手。朱仲丽脱口：“别急嘛。”短短三字，相当默认。翻日历，正月十五是好日子，就定在那里。

婚期报上去，很快获批。1939年3月5日，延安的礼炮声夹着社火锣鼓。洞口挂两盏大红灯笼，毛泽东笑眯眯地调侃新郎：“湖南妹子不好追吧？”贺龙把枣馍塞进王稼祥口袋：“图个早生贵子。”新人相视一笑，他们心中早有打算：革命紧要，儿女之事随缘。

婚后生活依旧兵荒马乱。1940年，朱仲丽怀孕，重度妊娠反应令她滴水难进，靠注射生理盐水吊命。她提出终止妊娠，王稼祥心如刀绞，却立刻签字。术后高烧、败血症接踵而来，他守在床头三个月。朱仲丽刚能下地，又查出急性阑尾炎，她趁麻醉前低声请求：“同时结扎吧。”王稼祥答得干脆：“听你的。”

从此，两人把所有精力投向工作。朱仲丽主持医务，常挂听筒到深夜；王稼祥在中央机关奔波，胃病时常发作，她便吩咐炊事员把小米稀饭熬得黏软。散步时，她拉他离开案头，他便乖乖丢下文件；她唱段小调，他微笑聆听，再回屋提笔。周围人感叹：这夫妻，一个懂关怀，一个肯配合，难得。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转向外交与理论研究，旧伤复发，身体日渐羸弱。朱仲丽陪他辗转疗养院，自己却从未离开手术台。她常说：“外科刀口见血，干脆。”对丈夫，她同样干脆：不多言，帮他系好围巾，再推他去晒十分钟太阳。

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六十六岁。灵车驶出时，朱仲丽扶着车门，没有掉泪，只用力握住黑纱。此后，她学织毛衣，捡起笔头，整理回忆录，也参与纪录片拍摄，生活从不上锁。1996年拍片时，她已八十一岁，依旧蹬着单车穿梭胡同，剧组年轻人惊呼“朱大夫体力赛我们”。

2014年2月8日，她在北京安静地离世，享年九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