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间谍为探听军方消息，诱骗女军医，被抓26年后回台阻碍重重

2006年12月的寒风格外刺骨，上海提篮桥监狱门口，人群稀疏。五十岁的李俊敏被狱警交接完毕，拎着一只旧帆布包，同样年过半百的妻子隔着铁门对望，两人都愣了几秒。“算是熬出来了。”妻子低声说。她并不知道，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时间往前拨回到1978年盛夏，台北看守所里闷热难耐，22岁的李俊敏因为斗殴案件等待宣判。面对牢房，他心生忐忑。台“军情局”人员递过来一支烟，顺带一句：“想立功吗？”这句话像钩子，一下勾住了他的野心。为了换取减刑，他点头答应，随即被带往一处秘密训练点，获得一个冷冰冰的数字——“308”。

密训三个月，潜伏、破译、心理战一样不少，军装和誓词让他误以为自己改写了命运。1979年冬天，他被授予少尉军衔，代号改成“428”，首要任务是潜入大陆建立情报网。出发前，教官递给他一条皮带，里层暗藏半粒氰化钾；另一只手塞来一叠美钞，拍着肩膀笑道：“命要紧，线索更要紧。”简短的道别，李俊敏踏上偷渡船。

1980年初，他在深圳换乘开往广州的绿皮火车。旅途颠簸，却意外邂逅人生“贵人”——广州军区总医院护士长周晓琳。姑娘刚探望完在通讯部队服役的未婚夫，心情轻快。李俊敏亮出伪造的“中调部工作证”，谎称奉命去新加坡。只一句“中央派来”，足以消解对方戒心。接下来的七天，他以“表弟”身份住进护士宿舍，出手阔绰：一块“欧米格”手表、一条港版女裤、四百块现金，周晓琳心甘情愿带他逛景点、跳军区舞会。七个夜晚的甜言蜜语，感情闸门被彻底打开。

诱惑得手后，他才倾吐真实来意，并暗示希望对方帮忙获取通信名单。周晓琳先是惊恐，旋即沉默。她担心前途，却又被“海外生活”“自由空气”诱惑。李俊敏立即利用军情局提供的小型电台发报，将广州军区医院位置、人员构成等零散情报发送出去。电波划破夜空，也暴露了坐标。大陆技术侦察部门捕捉到异常信号，锁定女军医宿舍，却扑了个空——“428”已潜逃。

他没走远。三个月后，上海闸北，一名自称“邓小刚”的外地人靠十元钱购买二十斤全国粮票，引起工商干部警惕。粗声粗气的辩解并未奏效，他掏出的“中调部证件”漏洞百出。警方审讯室灯光昏黄，他一度顽抗，但对随身携带的大额现金、密写工具解释不清；熬不过“车轮战”，最终全盘招供。对话简单却致命——

审讯员：“代号多少？”

李俊敏沉默三秒，低声：“428。”

与此同时，周晓琳也被带走调查。她交代自己在爱与恐惧中被策反，心底其实一直惴惴不安。案件发酵后，广州军区通讯部完成安全大排查，高干子弟私交外人问题再被敲响警钟。

进入看守所后，李俊敏想起教官的话，打算以毒自绝。11月某天他悄悄撬开皮带夹层，吞服半粒氰化钾。由于狱医及时抢救，他命悬一线又被拉了回来。1982年5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非法出入境罪判处李俊敏无期徒刑。那一年，他二十六岁。

在服刑期间，他表现平稳，先后五次减刑。最漫长的日子里，李俊敏喜欢盯着监舍高墙发呆。有人问他后悔吗？他摇头，“都是自己选的。”话音很轻，却透着无奈。

1993年，两岸红十字会启动受刑人家属探视沟通机制，李俊敏的第一封书信辗转寄到台北。妻子泪眼婆娑，却又不敢声张。台“军情局”仍将他列为失联状态。1999年春，“军情局”人员登门要求家属办理“阵亡”手续，理由简单粗暴：“不办就没抚恤。”李妻内心挣扎，最终签了字，换来九十六万新台币。那一刻，她心里像堵上了一块石头，却也压住了另一块石头。

2006年10月，大陆方面主动通知其妻可来沪“接人”。当夫妻俩申请返台时，意料之中的阻碍随之而来——身份已被注销，“军情局”档案盖了“因公殉职”的章，必须重新开具生存证明，还要说明“失踪”期间没有叛变。层层公文，来回推诿。台湾某报评论尖锐：“情报人员不过是一只夜壶，事急时用完便弃。”

李俊敏申请补办身份证、户口、军职抚恤，均被拖延。理由花样繁多：档案缺页、役龄存疑、健康评估未过。直到2009年，他才拿到暂时旅行证，仍无法彻底回归。多年奔波，所剩积蓄几近耗尽。昔日训练教官、联络员已早早退役，有人主动失联，还有人转身做了商人，对他的遭遇一声不吭。

值得一提的是，冷战尾声阶段，台方派遣到大陆的间谍数量曾以两百人为基数逐年递增，而成功撤回的不到一成。情报价值对岛内高层而言易如数字报表，而人员生命却极易被“统计学”冲淡。李俊敏只是冰山一角。

自1949年起，两岸情报暗战从未停歇。1970—1990年代，台湾购入美制KH-8卫星影像，辅以前沿侦搜船及无线测向站，对大陆东南沿海主要机场、雷达阵地进行成像侦察。电台潜伏与“民间走线”并行，一旦失败，责任多由基层人员独吞。李俊敏的遭遇，正是这种模式的缩影：前期有资源倾斜，后期却面临切割。

再把目光拉回到2006年的冬夜。机场大厅灯光明亮，李俊敏坐在候机区，注视着登机口的指示牌。身旁妻子翻看资料，偶尔叹气。航班信息不断滚动，他们却依旧没能登机。原因只有一句：“文件尚未核准。”夫妻俩收拾行李，拖着步伐去寻找下一位“负责人”。铁轨与海峡之间的距离，看似几个小时航程，却因政治博弈变得遥不可及。

26年的铁窗生涯，加上三年多的身份拉锯，让李俊敏鬓发提前斑白。有人问过他是否还愿意回到那座熟悉又陌生的岛屿，他沉默良久，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是愿不愿意，是能不能。”这一句，无奈倾泻。

李俊敏事件尘埃尚未落定，可它提醒世人：任何情报机构在做风险评估时，永远有一项隐性成本——人的一生。那些看似冰冷的代号后面，是血肉和岁月。驳杂的历史往往不会提前写好结局，而代号消失的那一刻，人，才真正出局。